“翻译的态度属于学风问题”

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是第一批入校的硕士生，在东北师大跟朱寰先生、郭守田先生一块，做中世纪史的研究。当时我在写毕业论文，涉及到中世纪法国，去北京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我心想，这本书这么好，怎么没人读，没人译呢? 回来后，我就问我的老师。那时“文革”刚结束，拨乱反正啊，反正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说，这本书可以做，但是我年老没有精力，你喜欢做就做吧，没问题，我给你把关。那时我硕士还没毕业，他要不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这个胆量，毕竟是跟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打交道。朱先生也很支持，说这是好事。

当时教育部说，中世纪史没人做，就让朱先生牵头，组织一个进修班，把南开、川大、武大一些名校的青年骨干教师送到我们师大来培训一年。第一次跟商务那边联系时，他们回信说暂时没有这个计划。等到进修班入学之后，商务又来信了，问我是不是还想做？我很快写了几千字的译稿，还有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说明——学术史上的作用、意义，以及为什么现在要翻译这本书。他们看了之后，就批了。开班时，我跟大伙儿提起了这件事，他们都很愿意，说太好了，所以我就把队伍拉了起来。郭老师年事已高，不能阅读，就跟我说，有问题随时找他，他帮我解决。

后来我被教育部公派出国，这件事暂时搁下了，朱先生帮着校一校。等到1985年回国后，我又进行了集中校对。原稿是学生时代完成的，有些概念理解不了，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希腊留学了两年，我的视野和想法都得到了拓展，然后借助国内能够找到的工具书，把稿子重新梳理了一遍。我是1988年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译稿交上去的，1992年正式出版。我去北京交稿时，正好是在生我儿子前，他们还说，你挺着大肚子来真不容易。1996年，这个单行本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前前后后，一晃十年。

翻译书的整个过程很辛苦，其中也是有阻力的。书出版后，学校才给我解决了职称。我文章写得不多，这就影响评职称，但我觉得翻译名著这件事很有意义。很长时间以来，翻译都不算学术成果，直到9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在我们学校的认定中是省级刊物。老一辈的人更不能理解，“翻译啥呀，翻译不就是文字游戏吗？像学术研究吗?”不过做完之后，我觉得收获很大，翻译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能学到很多东西。通过这本书，我对于中世纪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很多故事、传说、谚语，以前都不懂，学会了就很有意思。

现在翻译的技术手段也发达，那时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为了一两个名词，或者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学校有个教师资料室，条件非常艰苦，采暖不太好，冬天写字都冻手，两个手都是通红的。要利没有，名也谈不上，但是翻译学术著作的工作有意义，很多人都在学、都在用。怎么说呢？痛苦，但也很快乐。

我是做世界史的，不看国外的著作不行，其间也有人向我推荐，但是自己精力不够，翻译学术著作这一方面做的不多。每做一本书，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国外的思想介绍到国内，首先自己就得学懂。如果你翻译的时候一知半解，那么读者就更加云里雾里了。一个词、一个句子，怎么译，有时要查很多资料，也会碰到为了一个词的译法而卡了一天时间。让我欣慰的是，自己的翻译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

前阵子都在谈学术翻译的质量，看到有些新闻真的很可气。不少学生打着老师的旗号，还有一种，老师让学生干活，自己看都不看。这是工作态度，也是生活态度。郭老师教导我，不能误人子弟，做事要掷地有声，偶尔的错误难以避免，但在大的方向、大的原则上决不允许有错。买这本书阅读的人，外语水平达不到阅读原著，或者不是百分之百地理解原文，因此我们的翻译要对读者负责。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从事翻译工作，这属于学风问题。如果书中有太多错误，就是专业水平不足，但就态度来说，我的确是尽力了。我不可能给自己打一百分，影视剧的演员们都说表演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我看来，翻译同样如此。有一回，我依照法语的音译把伏尔泰的名字译错了，老师审稿时很客气地提醒我，知识还是不够，要学一点近代史。

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出版时，我们是用公费购买，一开始历史类，后来又加入了哲学，经济学。我读得比较多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教学生有这个需要，但不会从头到尾，只是选读。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那时我经常翻，都读烂了。还有希提的《阿拉伯通史》，我都读得很多。其他与专业不相关的名著，就是随便翻翻，不会太细。

不管怎样，在汉译名著这方面，国内还没有哪家出版社能跟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我看过台湾的一批出版物，翻译的质量很差。商务老一辈的编辑做事非常认真，层层把关，即便是少壮派，翻译和编辑的水平也是最好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周期比较长，为了保证质量。当时已经开始市场经济，出版学术名著是赔钱的，他们要考虑辞书那边的收入情况，然后再来支持这套丛书。商务出书慢，也不能全怪他们。

当下把一份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人太少，比如翻译。吃力不讨好，影响评职称，影响写文章，就科研成果的认定而言，也不是物有所值。深有感触的老师会告诉学生，少做翻译。我的建议是，最好设立一个基金，碰到好的书，好的译者，就及时抓住，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扩大译者队伍的同时也要加强编辑力量，希望这套丛书未来出得越多、越好。

作者：许家玲

来源：文汇报

记者：黄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