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中国之治的价值蕴涵与世界贡献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世界政治，出版《民主化悖论》《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等专著。

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打破了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为国际上谋求自主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了新的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传统的东西方、南北方关系发展增加了新动能，将为新一轮全球秩序重组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可以总结为“中国之治”。“中国之治”的经验既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因素，也有可资比较借鉴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律。在当今混乱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之治”彰显出一些可贵的共同价值和普遍意义。

“中国之治”的文明特质与成功秘诀在于：一是中国政治发展没有照搬照抄他国的政治模式，而是坚持走符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道路。换言之，“中国之治”深植于中国大地，本质上具有自主性、内生性特点。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确保其治理始终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三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夯实执政基础，增强发展动力。

当代中国政治以全面发展的格局统合民主、秩序、效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战略目标的要求下，实现民主、秩序、效率等政治价值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一是稳定性。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当代中国得以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发展性，即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政治发展，并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三是持续性。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按照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部署进行，着眼于长远发展，避免急功近利，尤其是激进性、冒进性的政治改革。四是协调性。这既体现于政治发展价值目标（民主、秩序、效率）的协调与平衡，也体现于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相互协调。五是实效性。主张以开阔的发展视野探讨民主和政治改革，不赞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抽象化、简单化讨论。实效性包括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能力、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诸多衡量指标。

通过重新定义与诠释民主、发展概念，“中国之治”的理论结晶表现为“新民主观”和“全面发展观”。“新民主观”的核心要义是在政治全面发展的框架下推进人民民主，又以有效的民主形式推动政治发展。这是科学的民主观，是以主权安全、政治秩序稳定、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为前提，使政治制度的吸纳整合能力与人民权利的有序扩展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中国之治”全面地诠释了“发展”，辩证地认识政治发展，注重社会各个领域的相互协调和共同进步。“全面发展观”将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能力、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指标的包容性增长作为政治发展的意涵，丰富了政治发展的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世界梦”，旨在谋求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深刻凝练了“全面发展”到“共同治理”的制度逻辑和发展理念。由一国的“全面发展”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治理”，是对某些大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本国至上”的超越。文明共存、和平共处、平等共商、合作共建、公平共享、互利共赢是这一伟大构想的核心原则。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维护多边主义，才能最终实现全世界人民“共同治理”的美好愿景，实现和而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郑永年：如何构建知识强国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中美关系、外交政策等研究。出版《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模式》《中国的文明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著作。

特别感谢“学术中国·2022”主办方的邀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今天，我就我们国家——中国，如何构建、建设知识强国，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现在一直讨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物质和制度意义上的强国，更是知识体系上的强国、思想上的强国。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缺少原创性的知识和思想。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多是从西方学来的，或者说是从西方进口而来的，久而久之，社会科学这个理论体系太过于受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对历史的理解，基本上还处于“欧洲化”状态。比如西方所说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的宗教黑暗时代，即封建社会；但我们从秦始皇统一国家以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也是这样。为什么以前很多年争论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为什么是明清？主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早期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萌芽。如果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可能唐宋比明清更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第二，对现实的理解，尤其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过于“美国化”。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留学美国，从美国学了很多“量化”的、微观领域的社会科学，并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中国政治要发展，经济要发展，不见得会变成美国式的市场自由化，或者美国式的民主化。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市场化，有我们自己的民主化。

第三，学者对自己的定义。从西方意义上，教授（professor）首先意味着profession，一种职业，意思就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而我们的教授基本上还是传授知识，原创性的东西少而又少。所以我们的职业精神，那种知识创造的精神还没树立起来。这种情况不仅对学术研究是有害的，甚至对政治也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不是基于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实践经验，而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方向。比如土耳其，还有一些中东国家失败的例子。

那么怎么办？

首先，应当允许学者、知识分子独立地去创造和追求原创性知识。我们一直说“依法治国”，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依法治学”。知识是要承担责任的，越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话语权越大，但是说话需要负责任，有边界。这些责任、边界一定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规范，要用法律来规范学术活动。

其次，需要思考方法论的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有很多在方法论上的尝试，他们用这些方法论来观察社会实践，解释历史，并提升为概念和理论。我不主张单纯学西方的概念、理论，而是要学习一些比较客观的方法，用这些方法来重新观察我们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看看我们的历史，进而构建基于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理论。

再次，要改革教学科研体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行政管理，但不可以让行政体制主导学术活动。还有一点，我们的科研经费应当向年轻人倾斜，鼓励创新。另外，我们现在的评审制度过于西方化，甚至比西方还西方。不能让评审制度限制学术创造活动、思想创造活动。

最后，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作为学者要建设自我认同。作为一个专业的知识创造者，学者应当要独立，去资本化、去流量化。没有这样的自我认同，再好的条件也很难创造出原创性知识、原创性思想。

徐勇：中国何以持久——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新形态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长期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提出建设政治学“田野学派”。出版《关系中的国家》（三卷本）、《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等专著，发起主持“中国与世界农村及基层调查工程”。

历史不只是过去，更是对当下的规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饱经磨难，但一直延续下来。黑格尔对此感叹：“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在中国的国家话语中未曾有“解体”一说，其重要的制度密码在于单一制国家结构。

基于不同的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国家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联邦制国家整体具有各个板块联结而成的特点。单一制是以按地域划分的普通行政区域或自治区域为组成单位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单一制的主要特征在于：整体大于部分，部分是由整体决定的；作为整体代表的中央高于作为部分的地方；地方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并服从于中央；作为国家整体代表的中央与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地方是上下从属关系。

从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看，联邦制和单一制各有侧重。联邦制强调分权，注重多样性；单一制强调集权，注重统一性。在现代国家中，地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多实行联邦制，如美国、印度、巴西等。这是因为面积大、人口多，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困难。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口、地域面积都位居世界前列，治理难度大，要长期维持集中统一不容易。

中国作为实行单一制的大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自秦王朝开始，中国便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通过中央集权体制，国家的各个部分被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分裂，但将国家重新统一起来的本体长期延续。近代以来，面对外部挑战，只有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民族独立，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中国吸收了许多外国体制性因素，但没有接受联邦制。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的跨越性，形成了新的形态。一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实现了“人民的民众的统一”。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各种具体利益凝聚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三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解决了如何将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政治领土共同体融为一体的世界性难题，开创了国家整体与少数地方特殊关系的新格局。四是以现代化建设巩固国家统一，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获得稳固基础，经受住了内外挑战。五是发挥两个积极性并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了既有充分活力的地方自主性，又能通过中央宏观调控获得统一性的良性互动格局。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激烈的竞争体系下，中国不仅得以重新获得独立和统一，而且正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单一制国家新形态为中国的持久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展现出其特有的制度价值。一是兴利除弊、扬长避短，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保持国家治理的弹性和韧性。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性，能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吸收联邦制的积极因素，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统一性和整体性。三是着眼长远的制度预见性，为解决民族问题及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单一制国家结构新形态使得中国得以发挥单一制之长，克服单一制之短，从而为国家的持久性提供制度性保障。

包刚升：理解大国转型的双重视角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新政治经济学，出版《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等专著。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与西方世界兴起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其他传统社会与落后地区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完成向一种更先进的社会模式的现代转型，就成了一个重要议题。然而，要实现较为充分的现代转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传统大国而言，由于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地缘因素、国际竞争等原因，在现代转型的路径与模式上往往呈现出相当的特殊性，甚至呈现出较大的曲折性。比如，俄罗斯、埃及、印度这些传统大国，都是某种重要文明或帝国的主要继承者，也都是至今尚未完成充分现代化的国家。

大国转型难题的特殊性在于，在内政上，传统大国作为某种古老文明的主体性传承者，往往面临着更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更复杂的约束条件；在外交上，传统大国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大国，由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更可能同西方世界产生紧张或敌对关系。而这两种因素及其交织使得传统大国更难完成现代化或现代转型。具体而言，可以表述为五个命题。

命题一：传统大国只要没有遭遇重大危机或重大挫败，就倾向于维持现状；传统大国启动面向现代化的变革或转型，往往是重大危机或重大挫败触发的，特别是内外战争的失败。

命题二：面对西方兴起引发的内外冲击与危机，传统大国往往面临着国家重建的政治任务，这又构成了传统大国现代转型的约束条件。

命题三：一旦传统大国经过面向现代化的变革，摆脱了重大危机，特别是进入了发展通道，就容易启动重新寻找与发掘传统的过程，而这可能又会妨碍它们继续完成现代转型。

命题四：面对西方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扩张，传统大国往往会遭遇被殖民或战争失败，容易处在被压迫的地位上，进而产生跟西方世界的强烈对抗情绪，包括自身的挫败感与对西方的负面看法。就此而言，西方世界常常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敌人。

命题五：传统大国经过面向现代化的变革或现代转型之后，如果实现实力的较大提升，则西方主要国家更容易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将其视为权力上的竞争对手。西方主要国家与传统大国之间的这种权力竞争又会塑造后者在内政外交上的基本倾向。

正是这五个命题所呈现的逻辑，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视角解释了传统大国为什么更容易遭遇现代转型难题。这一结论可以在对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国的案例研究中得到经验证明。

约翰·基恩：现代性与专业知识——西方视角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涉及民主与治理、语言学理论、公共生活中的宗教与世俗化等。较有影响的论著包括《一种政治生活：汤姆·潘恩传》《暴力与民主》《民主与媒体的堕落》《民主的生与死》《选举的未来》等。

我想以“现代性与专业知识——西方视角”为题与大家简要谈四点。

首先，我想谈谈“专家”和“专业知识”这两个关键术语的历史，其不断变化的含义及其与善政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的欧洲，专家指的是有知识、对世界的事实有充分把握、了解现实的人。可以说，专家是真相、真理、事实的载体与代表，以此来反对平庸无知者的统治。例如，在反思工人是否应该有投票权时，穆勒建议，非技术工人应该有一票的投票权，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有六票的投票权。其整体观点是，专家是无知者统治的障碍，是圣徒和祭司的替代品。

其次，我想谈谈“专家”这个关键词的含义的根本性转变。大约在100年前，很多人重新思考了这种关于专业知识的早期理解。在最重要的量子物理学家之一——维尔纳·海森堡的著作中，以及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专家的重新定义。海森堡对专家的定义是“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真正的专家了解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会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们也会警告别人，自己虽然是专家，但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有限的。这种对专家的新理解的出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滥用。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参与了化学武器的研发。

再次，我想谈谈马克斯·韦伯和他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他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韦伯深信，现代性正在走向一个官僚主义的世界，而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是官僚主义成功的秘诀。真正的专家是拥有确切知识、能够理解并把握世界现实的人。韦伯的这种思想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其中之一是，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也就是非官僚组织可能更有效、更高效，例如对灾民的救济和物资的分配，通过扁平化、网络化的机制可以更好地完成。韦伯也认为，专业知识将被国家机构垄断。现在我们知道，在民间也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再者，韦伯虽然知道所有知识都是基于某个角度才成立的，但他倾向于假设专家的知识是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个观点颇受争议。

最后，我想提出一套比较老派但在我看来似乎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连续性危机中有至关重要的职能和作用，以及在一个善政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为什么专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应该恢复近代早期对专家的理解，即专家是有经验的人，是智慧的载体，是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的人。在我看来，维尔纳·海森堡等人所倡导的这种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至关重要。原因具体有五点。

第一，在政府机构中需要有专家来提醒执政者，他们所知有限，其个人偏见可能会导致错误。你可以在国际知名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的著作中找到这种观点。他是比利时人，最近还在欧盟委员会担任顾问，处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事务。可以说，这是将专家视为逆向思维者的观点。

第二，专业知识可以促进机构的多元化。参考大学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学是反驳政府和商业的智慧守护者。他们守护着对世界的明智理解。

第三，这种对专业知识比较传统的理解——在我看来其实是更新的理解，是属于21世纪的理解。专家可以扮演公民保护者、公民顾问的角色，促使公民在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时更加明智。

第四，我一直强调预防原则的重要性。真正的专家是那些谨慎理解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危险的人。例如，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是监督政府，确保政府朝着零碳、零排放的方向前进。

第五，真正的专家是愿意挑战群体思维的人，甚至挑战专家内部的群体思维。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思维的危险性。2008年和2009年，大西洋地区银行体系几近崩溃也可以归咎于群体思维。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专家作为政府内部的逆向思维者、机构多元化的捍卫者、公众意识和公民智慧的倡导者，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是预防的中坚力量，可以发出警告，可以挑战群体思维。所有这些功能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要想实现善政，专家必须发挥公共监督的作用，应该倡导“监督式民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