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明既是推动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要动力，其自身发展也受到大变局的变化方向与结构特点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国家在大变局中的地位变迁。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利益、权利、责任高度关联，培育国家之间共生的机制和文化对于国际关系摆脱传统对抗式政治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在变局中进一步探索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推进国际政治的进步，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

王春法：在变局中思考世界与中国

王春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研究方向：博物馆管理、科技政策研究；

代表作：《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大变局来势之猛烈、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这要求我们必须从人类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和把握。文明既是推动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要动力因素，其自身发展也受到大变局的变化方向与结构特点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国家在大变局中的地位变迁。如何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如何在变局中探索世界与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

一要深刻理解大变局中的“变”。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全球化进程从此不可逆转，这是古今时代之变。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踏入工业化进程，在经济方面超越农业社会，并促进了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整个世界的财富分配、国家实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西方国家控制的全球事务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是国家兴衰之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衰落，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重组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导致了地缘政治的变化。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成了如今多元化的世界格局，这是实力格局之变。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已超越地球，面向更为广阔的宇宙，甚至还要延伸至元宇宙，即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关系等，这是天地疆界之变。当今世界虽然存在文明形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不同，但更大规模的全球一体化鼓励了相似的经济和政治倾向，培养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价值同异之变。面对未来，人类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必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去发展，这是发展趋势之变，即形势之变。

二要科学认识文化在影响国家前途命运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国家拥有现代化的农业或工业生产体系，如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一些国家不仅有现代生产体系，还有现代知识体系，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等；还有诸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现代生产体系和现代知识体系之上，还拥有独立的精神文化体系。虽然它们的生产体系在衰落，但精神文化体系仍然独立完整。历史证明，越是拥有高度的精神文化体系，越能在发展中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并引领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行。

三要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来推动塑造未来的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如今，中国已具备成熟完整的农业生产体系，且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正努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跨入发达国家门槛；中国形成了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知识体系，包括教育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庞大的人力资源规模等；而与此同时，中国虽然有相对独立完整的精神体系，但缺乏世界上有影响的独立的文化体系，缺少对人类社会终极发展有关怀的、具有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迫切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加强意识形态感召力，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现在中国已经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迫切需要加强这种精神文化体系建设。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重要的特征或理念，包括天人合一、慎终追远、兼容并蓄、讲信修睦，以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些特质在历史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未来中华文化模式的形成和演变既取决于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取决于结合当代实际的创新，并由此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与趋势特征。文化自信之所以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其原因也在于此。

苏长和：国家共生——寻求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文明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

代表作：《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当今世界，对抗性、排他性力量的兴起推动着集团政治和阵营政治的泛起。国际关系发展中出现过多次对抗式阵营政治的教训，这不是国际关系进化的方式和目标。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利益、权利、责任高度关联，发展与安全不可分割，各国命运与共、互为安全和发展的条件。二元对抗的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尽管拥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培育国家之间共生的机制和文化对于国际关系摆脱传统对抗式政治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各国共同克服国内对抗式制度和国际对抗式阵营政治的弱点，寻求好的政治协商机制，推进国际政治的进步转化，从而过渡到更高的政治形态。

国家共生需要认真对待两条政治原则。我们面对的世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个层面是有差异的，另一个层面是无差异的。有差异的世界是就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内部价值信仰、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文化不同来说的。无差异的世界，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以及文化信仰、政治制度如何，都应该享受平等的、不受歧视的权利。在几百年国际关系发展史中，人类形成了两条基本的政治原则和经验。一条原则是在主权国家之间按照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原则处理彼此事务，这条原则是普遍的、无差异的，这也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谛所在。另外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一种国际秩序不应该延伸和管辖到各国内部事务。换言之，如果各国丰富的内部差异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延伸到管辖他国国内政治，或者一国国内法延伸到管辖、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这样的国际秩序必然违背国内差异原则而陷入动荡。

当今世界是一个主权国际体系定型的世界，这是二战以后经过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到的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虽然现实国际政治中仍然会出现侵害主权的行为，但是至少在价值层面，谁也不能否定围绕主权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价值。换言之，维护国际秩序的第一条政治原则已经广泛传播，这是国家共生的基础。

然而，近几十年来，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主要来自对第二条政治原则的分歧，由此出现不少危险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也是当今世界动荡的一个根源。过去几十年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例如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平论”、民主输出工程、“保护的责任”、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可以正当干涉非自由世界等，试图为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制造理论借口，这套学说会将世界带入危险和动荡的境地。当一种所谓的国际秩序开始延伸到改造、管辖成员内部事务时，这种国际秩序必然是危险的。因而，对于国家共生来说，这条原则不是好的国际政治文明内涵。

国家共生要考虑到各国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如何更好地实现合作，促进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障碍很多，其中一个不被人们重视的障碍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内部对抗式的制度体系，对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协定的执行带来消极影响。这套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政治的宣传和外交推广，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被视为民主制度，但是人们在21世纪需要对这套制度体系予以学理反思。21世纪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困于一些国家内部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外交上的反复，从而影响了这类国家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承诺的效用。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和全球治理安排，由于重要国家内部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治而受到损害。美国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案例，人们越来越怀疑其国内对抗式制度是否能够为全球治理承诺提供确定的支持。

国家共生需要解决这个难题。如果全球治理建立在各国内部分裂和对抗的国内政治基础上，全球治理的连贯性和效率必然大打折扣。当前的全球治理赤字，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对全球治理意愿的下降、行动的迟缓和摇摆，与这样一个国内对抗式制度环境是有关系的。过去几十年，这类制度体系在不少地区得到复制。出于尊重各国政治选择的考量，我们不能直接说别的国家的这种政治选择是不好的，这里是从学理意义上，指出对抗式制度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困扰着国家共生和全球治理。在不能全盘否定这类国内对抗式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国际政治协商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共生需要重新审视过去较长时间支配国际政治行为的观念和逻辑。除了前面所说的对国际政治两条对立政治原则的重新对待以外，国际政治的起点以及一些重要概念和假说都需要重新定义。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将无政府、权力、绝对的利益等作为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基础，带来了很多国际政治循环的解释，也误导了很多国际政治实践，将国际政治文明降格到丛林和野蛮之中，这不是共生逻辑。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若我们按照“生产—劳动—交换—分配—国家—世界市场—解放”这一逻辑线索思考世界的话，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进步的国际政治观。世界从生产开始，到解放为止，而人类解放的实现，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很多内在一致性。解放的国际政治对现有英美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予以批判，尝试从全人类高度认识国际政治的意义，并对更好的共生国际秩序提供理想和实践导向的行动方案。

巴里·布赞：现代性转折点上的文明与人类

巴里·布赞（Barry Buzan）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荣休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研究方向：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国际体系的演变；

代表作：《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两个重大且必要的变革，面对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更应该探讨变革进程中蕴含的深刻连续性以及如何提升人类整体意识。

大变局凸显两大变革

第一个变革是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结束。19世纪早期，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的核心国家及社会开始主宰广大被边缘化的地区。20世纪70年代，这种格局逐渐走向终结。彼时，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领域，小部分核心强国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这一趋势持续至今。随着深度多元主义的兴起，财富、权力、文化以及政治权威都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尽管西方国家的优势并未完全消失，但相对而言，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迎头赶上。伴随这一过程，一个难题开始凸显，即殖民地时代被边缘化的地区在后殖民时代产生的不满。与之相对应的是，某种程度上曾经的帝国主义列强选择对自身殖民历史的遗忘。这意味着与过去相比，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这也是管理失衡的问题所在。这是目前我们经历的变革过程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由此引发了对文明路径的担忧。如果我们都退回到文明的堡垒中，那么对第二个大变局的处理就会变得更加棘手。

第二个变革是国家和人类无限追求财富及权力的时期结束。由于我们的索取即将达到地球的极限，因此，在经历了对财富和权力两个世纪的无限制追求后，这种状态即将终结。这不仅警告大国不能再发起全面战争，而且提醒我们地球的极限正在来临，比如明显的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污染程度逐渐升高，甚至所谓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进行。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发动战争，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目追求财富和权力。这些无所畏惧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潜在危险，并以多种形式威胁人类数千年的物种赋能进程。在过去70年里，人类能够让物种自行消亡，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特征。我们如果放任“温室地球”这类的事情发生，就会面临物种退化的风险，这意味着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文明程度，都将出现水平的倒退。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选项，即物种替代。机器智能、基因工程或是这些技术的组合，可能导致所谓“原版”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本身将被别的物种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同时也是具有危险性的时代。

变革进程蕴含的连续性特征

以上两个进程蕴含着复杂且重要的变革，具有深刻的连续性。最明显的是，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我们在创造物质条件、获得材料及能源等方面仍然取得了快速进展，适用于多种场景的技术类型也在不断翻新。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目前尚未看到放缓的迹象。因此，这既是变革过程的表现，又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它们或许对我们有利，或许对我们不利。这是其中的一个连续性。

第二个连续性是为了打破不公平状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平等，自18世纪晚期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的持续性斗争仍在继续。在此之前，不平等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各个文明都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及强大的阶级结构，诸如奴隶制、父权制等，这些制度实质上保障了特权，加剧了人类之间的不平等。这一复杂且广泛存在的问题，直到19世纪才开始得到改善，有些仍然悬而未决，围绕它们的争论还在继续，比如我们依旧无法划分性别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及类型。当然，现在的不平等状况不像过去那样严重。关于财富分配的问题仍然存在。倾向于选择资本主义的群体对财富分配不均表示认可，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倾向于选择社会主义的群体希望财富分配更加均衡，并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尽管某种程度上会减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我们仍对阶级和等级制度持开放态度，认为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以多种形式发挥重要作用。是否有必要保障这一点的平衡、是否有必要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目前我们尚无定论。因此，关于人类之间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仍有待讨论，有些或多或少有了定论，比如一致否认奴隶制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王朝统治亦是如此，虽然并不常见，但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同样，种族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像19世纪及20世纪初那样具有合法性。作为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传统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定为非法的。因为在19—20世纪，不同文明并非等量齐观。按照当时的标准，西方国家将自己置于文明的顶端，视其他地区为不同程度的低端文明。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待不同文明应该一视同仁，这与人人平等的事实相关。考虑到这些因素，改变人类之间不平等状态的斗争具有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变革的根源。

提升人类整体意识

面对上述问题，如何处理值得我们探讨。毋庸置疑，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我们必须做且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放任置之不理，人类将面临“温室地球”、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而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如今，对财富和权力的无节制追求也会给地球带来重大影响。如果人类继续一意孤行，将会面临物种退化或消亡，甚至被取代的风险。在这里，“取代”蕴含另外一层含义，它表明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成气候突变的恶果，又能够改善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新技术来应对不良的气候变化。

当我们认真思索一项政策的真正意义，即将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将其视为最大的变局、必须解决的问题时，作为拥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对此我们应该增强认同。尤其是对子孙后代，要怀有更加强烈的责任感，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导致文明和文化分裂的意识形态问题。此外，我们也要继续积极推动环境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政策，这些应该成为人类更重要的优先事项。否则，我们探讨的其他事项，甚至包括需要不断维系的文明认同都将面临未知的风险。总之，如果我们退回到所谓文明的堡垒，那么可能会削弱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当前正是人类历史上的危急时刻，我们需要提升人类整体意识，包括如何维护子孙后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