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涉及多领域变革，促使人们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面对这一新现实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可以看到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着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动摇了支撑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历史根基，重塑全球文明体系。这种重塑以新的世界现实为依托，不再囿于东、西方的非此即彼，跳出“中心—外围”的狭隘视野，以塑造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为前提，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秦亚青：交互涵化——多元文明与人类共同知识

秦亚青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比利时皇家学院外籍院士，曾任联合国名人小组研究队成员、10+3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等；

代表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进入世界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中华性”（Chineseness）问题成为焦点。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而知识交互涵化是通向人类共同知识的重要路径。

知识涵化的指向

世界是多元实践共同体组成的世界，是多元实践知识互动的知识空间，实践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沟通可以成为知识生成和演进的重要方式。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共同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是通过内向和外向实践间性而生成的。因此，如果将文化界定为共同实践知识，那么，知识就是通过文化间性而生成和演进的。

知识涵化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导致的社会知识再生产过程。吸收输入外来之学和不忘本民族原来的知识，并将两种似乎不同的知识体系，以相反相成的中庸辩证方式融合起来。通过交互涵化，两种知识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生成新的知识。新知识出现以后，也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涵化，通过思辨、互辩、反思、进化，生生而不息，最终以多元一体的形式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知识涵化指向一条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语境中社会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

知识涵化的阶段及其特征

知识涵化是一个过程，一个不同文化共同体知识交流、交锋、交融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多元知识形态的共在和沟通，特征是开放包容。知识涵化过程有三个阶段：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

单向涵化与知识学习。单向涵化指一个文化体的知识进入并影响另外一个文化体的知识系统。这是一种单向度影响，特征是知识学习。比如，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中华文化传入东亚地区其他民族，或者说近代西方文化和知识进入东亚。单向涵化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传播—接受”，美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知识基本上是向欧洲学习的，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主要是学习传统欧洲国际关系理论。

双向涵化与知识创新。双向涵化指知识单向涵化开始在接受方产生反思性效应。知识接受者发挥自身能动作用，通过反思性重构进行知识再生产，即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比如“在中国的佛学”演化为“中国的佛学”。通过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交流，开始寻求知识再生产，因此也就可能产生新的、具有自文化蕴含的知识产品。因此，双向涵化的特征是理论创新。如果这样的社会理论具有原创意义，且不被知识话语权力压制而夭折的话，双向影响便开始发生效用。双向涵化将自文化的知识要素挖掘出来，并在与他文化知识的对话中形成知识再生产，导向社会理论多元化。

交互涵化与知识汇融。交互涵化指自文化和他文化真正深入对方的文化内核，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关系。自文化和他文化的知识依然具有差异，但属互补性差异，是知识的一体两面，表现的是相反相成。交互涵化的特征是知识汇融。在理想的交互涵化模式中，知识的多元性推动知识生产的繁荣，知识间辩论和对话促成了知识的升华，终极目的是构建人类共同知识。交互涵化生产的人类共同知识是基于多元文明的实践知识，任何地方性知识都具有知识合法性，但任何地方性知识又都不具有知识垄断性。

知识涵化的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的，单向、双向、交互涵化表现为一种逻辑性前提关系，即单向涵化是双向涵化的前提，双向涵化是交互涵化的前提。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实践处于双向涵化初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初见萌芽。知识涵化过程是否能够向前发展，一个关键问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夭折还是繁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文化性”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非西方世界是比较成功的，已经超越了单向涵化并初步进入双向涵化阶段，标志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关系主义、共生理论等，都表现了理论创新，也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影响、引发了辩论。虽然这些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本智识资源。因此，“文化性”，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性”，成为西方主流学者的主要批评指向，认为这表现了文化实质主义，会导向文化中心主义，也会形成国际关系知识的二元分裂。

中国学者在进入双向涵化阶段，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这就为知识多元化和多样性奠定了基础。虽然不同文化中相同和相异的思想都有，但发现差异是导向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否则，国际关系理论就只能有一个标准、一种声音。因此，在自文化传统中挖掘有利于知识再生产和人类共同知识的成分，不仅不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贡献。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知识的合法资源，这种文化就会通过权力运作成为知识的垄断者和终结者。让被边缘化和被沉默化的知识得以生发和生长，恰恰是颠覆文化中心论、最终消解文化实质主义的重要路径。

进而，使用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社会理论建构的智识资源必然会导致文化实质主义和文化中心论吗？当然不是。使用传统资源至少导向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坚持文化实质主义或走向文化中心主义；二是被主导性知识同化消解；三是拓宽人类经验体悟和实践知识，从而丰富人类的表象知识体系。其中，第三种结果会更好地将社会理论拓展到全球范畴，使之具有真正的人类意义。在使用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智识资源时，既要防止出现学术民族主义、引发文化实质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又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一部分。交互涵化作为知识生产路径恰恰是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和保持社会知识原创性的关键性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知识再生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唐士其：本质主义的思想与非本质主义的思想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

代表作：《美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质主义的思想即西方思想，之所以称之为本质主义，是因为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把对物之本质的探求作为其根本任务。这种对思想本质的规定来自西方思想传统在其开端处对物的定义的追求。物的定义必须揭示其根本属性，而后者又被视为物的共性，即普遍性与不变性。一物之中的普遍者和不变者即物之“所是”、物的本质。到近代，特别是笛卡尔之后，人们又在普遍性和不变性之外，把确定性也视为物之本质的一种体现。

本质主义是西方思想的基本特征

本质主义决定了西方知识的基本特征。比如，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如下规定：它的对象是恒定的，它的目标是理解事物的本质，它的方法是理性思考（体现为逻辑规则的运用），它的结论必须能够用语言传授并且可资验证。据此，那些不可重复、非本质、来自经验和直觉、不可传授且不可验证的知识（事实上当然存在这类知识，亚里士多德也承认这一点）就不能登上科学的殿堂。本质主义对科学即知识的理解，从根本上限定了自古希腊开始西方思想的内容，使之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又蕴含巨大的缺陷。

本质主义导致了对世界的两分，包括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智与欲望、灵魂与肉体等。这些两分可以被归结为根本性的对立，即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在上述对子中，前一类属于高级世界，后一类则属于低级世界；前者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人们力图克服的对象。在本质主义之下，物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完全被忽视。

非本质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

与西方思想不同，非本质主义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本质主义源自西方思想在开端处对定义的追求，那么中国思想总是自觉回避对事物进行定义。《周易·系辞下》对《易》本身的总结就是：“《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中，“唯变所适”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精髓，即力求在变动中把握事物。《周易》64卦，虽然每一卦都有一个确定的名称，也有其确定的含义，比如乾与坤代表阳与阴，但卦中的每一爻却又反映出不同的情境，同时体现出这种特定的情境或者性质随时间而变，最终走向自身反面的“剥极而复”的过程。所以，中国思想强调的是人必须在物的变动中把握时机、审时度势、慎思明断。

在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从严格意义上，人们很少问“是什么”这种苏格拉底式的问题。针对那些问仁的学生，孔子或根据每个人尚待克服的缺点给出不同的建议，或直接表示“仁者吾不知也”。所以，《论语》中提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当然，这种对定义的回避并非孔子的个人倾向，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因此，对于物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中国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和强调。人们追求的恰恰是个体的、可变的和可能的知识，甚至是作为言外之意的知识。人们注重的是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某人某事如何，而非他们的抽象属性。在非本质主义的世界，人们强调的是认识者对世界的“沉浸”，而非对象化的观察，是对分寸和时机的把握，以及事物的对立与统一。

拓展思想的空间

相比较而言，本质主义强调普遍性、不变性和确定性。因此，本质主义影响下的知识本身也是普遍的和确定的，这种知识便于传播、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而非本质主义的知识则充满具体性和可变性，人们不仅强调认识对象本身的具体性和可变性，而且也强调认识者自身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显而易见，前者能够带来知识的普及与科学技术的突破，后者则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显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可能更适宜于对人这种亚里士多德所谓“会变为别的东西”的把握。

此外，从对物的理解来看，本质主义因为注重的是物的普遍性、不变性与确定性，所以关注的也是物的同质性与连续性，物的异质性与离散性则受到忽视。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要把握变动中的人与事，重要的是把物的异质连续性纳入视野。就此而言，类似《周易》体现出来的非本质主义的思想就具有更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刘德斌：超越东西方——百年变局与文明重塑

刘德斌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国际政治转型、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代表作：《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国际关系史》（主编）、《撒切尔夫人传》《美国世界战略》。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动摇了支撑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历史根基，即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不过，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会重复西方国家争霸世界的老路，而是要超越东、西方的历史界限，重构人类文明体系，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

百年变局瓦解了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

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学者有许多研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者的崛起”，即认为世界历史正在进入继“西方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之后，“他者的崛起”的新阶段。“他者”的概念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主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形成于17—19世纪，认为西方国家是这个世界的“我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是与“我者”不同，并受“我者”规制的“他者”。19世纪末，西方国家建立起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尽管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的不断冲击，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非西方国家为“外围”的世界体系并没有解体。直到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一批非西方大国相继崛起，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中心”乃至整个体系的力量配比和依存模式，西方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才真正遭遇了挑战和危机。

实际上，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是变动不居的。如果追根溯源，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实际上源于“东方”的北非和中东，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大都起源于地理上的东方世界。在西方崛起、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之前，世界是一个“东方化”的世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东方”（the Orient）是西方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他者”，其指涉范围从东地中海逐步延伸到印度和东亚。“西方”最初和最持久的核心部分是现在的西欧国家，只是随着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于世界，其内部东、西方之分的重要性才开始下降，“欧洲”逐步成为西方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避免陷入欧洲纠纷的美国成为西方的领导者，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二战后的冷战塑造了一种以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为标识的“东—西方”（the East-West）之争，原来意义的东方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终结，世界似乎恢复到了“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本来面目，但世界体系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改变了原来意义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更为深入的交流、碰撞、比较、借鉴和融合创造了新的有利时机。实际上，早就有多名西方学者指出，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秘诀”扩散、欧美关系的松弛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等，西方已经“终结”了。

重构文明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世界正在经历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关系动荡期，“文明的冲突”似乎加剧了。大国冲突再起，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恶化的冲击，没有人能够对这次“大动荡”的结局作出明确的判断，但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扩员”，以及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为更为平等和互利关系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美国是这次“大动荡”的重要根源，同时又想借助这次“大动荡”重构西方阵营，从而重构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注定是行不通的。

其次，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仅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几乎所有国家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对国家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贫富差距重新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政治极化和碎片化成为一种“新常态”，“民主政治”在民粹主义冲击与极端的政客操弄之下几近“失灵”。无论是奉行效率优先的“美国模式”，还是奉行社会公正的“莱茵模式”，都需要作出改变。在非西方世界，无论是近年来成功实现现代化跃升的新兴“发达”国家，还是依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攀行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形势下改进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挑战，这为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共识空间的拓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最后，环境、气候、能源、粮食、人口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更是将人类社会的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在日趋严重的全球危机中独善其身。全球问题的发展和全球变局联系在一起，驱使人类社会超越“中心”与“外围”的界限，构建新的以人类社会共同命运为依托的文明体系。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过，目前来看，西方国家领导人还难以从西方主导世界的“我者”心态中摆脱出来，依然将非西方国家视为需要教化的“他者”，依然试图按照西方“文明标准”或“新文明标准”来“规制”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把已经“合流”的世界重新分离开来。这种罔顾现实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西方国家走出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矛盾极化的困境，也让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依然在困境中徘徊的脆弱国家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同时也使生态失衡、气候变暖、人口结构畸变和流行性疾病全球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正在重塑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在重塑全球文明体系。这种文明体系以新的世界现实为依托，不再具备“中心”教化“外围”的功能，不再拒绝非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不再囿于东、西方的非此即彼，而是以塑造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崇的价值观为前提，超越东、西方界限，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