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森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新美术馆学》研究文辑执行主编

8月20日，第26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开幕，会议的一个主要议程是讨论新的博物馆定义。ICOM官网表示，博物馆的新定义为：“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相较于2007年修订的博物馆定义，“社区”是本次提案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它直接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外部发展环境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领域与人、与社群、与城市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和未来趋势。

博物馆对自我认识的逐步明晰

博物馆定义之变，其根本逻辑是动态且辩证地认识博物馆专业建设中不断演进的价值原则、现实情况与本质需求。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46年成立初期首次定义“博物馆”术语，指出博物馆是对公众开放所有艺术、技术、科学、历史等藏品的机构。并且在1951年、1961年和1974年分别对此表述进行了重大修改：1956年强调了博物馆“以保存、研究、提高为目的”，1969年明确博物馆是“保护和展出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的常设机构，1974年开始提到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而服务”，该定义沿用至今，多年来只进行了细微调整。而今年最新通过的博物馆定义则提及了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社区参与，其所承诺的对象是公众与社区联结，这与21世纪博物馆角色的一些重要变化更为契合。

这次定义修订不仅标明了当下日新月异的全球博物馆事业的普遍趋势和前景，也必然会为博物馆的学科建设、实际运营以及机构制度提供新的方针并产生长远的影响。国际博物馆协会阐述“博物馆”一词，从初始对博物馆构成要素的厘清，到组织形态和专业建设的逻辑梳理，再到强调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和社区发展的特点，这一变化轨迹表明了博物馆领域的侧重点因社会、政治、经济的环境的改变，其专业职能也在越来越趋向细化和完善。这也说明了博物馆对自我认识的逐步明晰。

“社区”意识由来已久

事实上，“关注社区发展”的意图一直是博物馆理论思维的构建要素，早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变化促使博物馆和美术馆等文化机构从保守的精英主义倾向中解放出来，转而着眼于促进社会和大众的公共意识培养。其后，新博物馆学等思潮的实践和话语都承续了这种破“旧”立“新”的愿景，主张持续地反观博物馆学学科的现实应用，并将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在这其中，欧陆的博物馆学更激烈和明确地提出，博物馆应该在激发当地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充当讨论当地社区问题的论坛，以此驱动机构去履行社会责任，譬如丰富公共教育模式、推广社区展览项目、直接与居民交流社区问题、让社区介入艺术活动等，尤其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社区居民和组织等非专业人士与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之间的合作，突出公民作为“参与者”的角色和大众教育的重要性。

1972年圣地亚哥圆桌会议关于拉丁美洲南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讨论中，《圣地亚哥宣言》就提出博物馆成为“社会变革的动态工具”的可能性，探讨博物馆作为人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延伸应当如何介入人类自然和社会环境，共同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相应地，邻里博物馆（Neighbourhood Museum）、生态博物馆（Ecomuseology）等新型的后现代博物馆形态也逐渐出现，尽管它们被部分学者诟病未能克服对少数群体文化的忽视和偏见，但这仍然是对传统博物馆方法的颠覆，是博物馆权力的下放，也是博物院结合跨学科的方法里程碑式的实验。这种思潮延续至今日，使“社区参与”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背景的艺术文化机构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也促使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整合地区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通过参与式的行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博物馆、美术馆与社区力量的共同生长

“社区”概念在今时今日变得愈加重要，它的根本脉络是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公众已被普遍认为是社区的创造者或共同所有者，因此，当代博物馆如若谋求进步，则需要摒弃自身作为“绝对权威”的角色，将社区成员视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力量，在策展及公共教育工作中积极地容纳和沟通公众所表达的社区需求。这不仅仅是关于博物馆如何为社区服务的问题，而是旨在于持续地探寻社区的哪些资源、知识和兴趣可以为博物馆实践提供与时俱进、契合现实的最新信息。此外，博物馆和社区如何在双向合作中共享优势并将资源利用最大化，是一个需要逐步积累的过程，当下的首要阶段是先夯实信任和建立归属感。

目前，国内的社区艺术处于蓬勃生长的状态，无论是官方机构或是民间组织都进行了许多艺术介入社区的尝试，旨在通过构建参与情境以激活社区治理和城市发展。在机构与社区之间生产的艺术实践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较为普遍的，由官方艺术机构组织的艺术进社区公共教育活动；二是博物馆、美术馆介入社区共同完成公共艺术项目；三是建立社区美术馆和社区博物馆。在这三者之中，公众参与和表达诉求的自主程度由浅及深，为今日我们讨论艺术与城市、社区的文化价值问题累积了不少样本。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坪山美术馆、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等机构也尝试地以持续的、过程的、公众参与式项目代替常规的展览制作模式，通过协同工作和平等对话去关注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些带有本土语境和历史记忆的实践中，博物馆、艺术家与公众一起加入到协同合作的周期里，为当地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活力。

此外，博物馆、美术馆应立足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尝试更为主动地开展以社区居民和社会议题为主的社区参与式策展和艺术行动，这样的形式有助于推动社会美育工作，增加公众了解地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积极性，并且也能够为博物馆与社区的公共教育工作提供更丰富的工作方式。如今，“博物馆是公共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已成为博物馆人的共识。如何进一步提升机构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容纳更多元的社会声音，通过切实的行动去整合区域资源，协作社会力量，实现空间和功能的拓展，这是接下来的新阶段需要考量的重点问题。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