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你有没有种感觉，貌似自己越来越穷了……
就拿最近这条引起4.6亿观众共鸣的热搜——“工作4年收入被父母退休金倒挂了”来说，觉得穷，可能是当下年轻人的普遍感受。
而这，还只是家庭中的代际“不平等”，放大到全世界，情况就更不乐观了。
根据《福布斯》汇编的最新数据，亿万富翁从2020年到2021年的财富增加值超过了此前14年的总和，全球前十大富豪的财富总和在疫情期间更是翻了一番，比全球最贫穷的31亿人的财富总和多了整整6倍。
与此同时，全球99%的人收入都在减少。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有1.35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今年初，这一数字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98亿人。5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17亿人将面临饥饿问题。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就认为：当前的全球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自1930-1945年以来的最大值。
如此巨大的财富鸿沟从何而来？
今天，阿信要为你隆重推荐一本对此有着深度思考的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这本书得到了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盛情推荐，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来阐述经济学中“不平等”迷思的大历史视角，使得其精彩程度堪比阿信家的另外两本经典《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
作者奥戴德·盖勒，作为“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是目前经济学界呼声非常高的诺奖得主。
在疫情持续，地缘冲突加剧，贸易摩擦与全球供应链重构，老龄少子化叠加经济滞胀预期的当下，这本书对不平等根源的深挖将带给我们减少贫困、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更好办法。
正如书中所说：找到过去的根，是为了我们更好地设计未来。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的故事，开始于距今30万年前，从那时起的一段极短的时间内，智人的大脑开始了飞速的进化，体积提升了整整3倍。
大脑的演化是人类发展的主驱动力，它有助于人类采用越来越先进的方法利用周围的自然材料和资源，这种技术的进步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演化过程，让人类可以更成功地适应变化的环境，继续开发和利用新的技术。
从新石器时代的技术革命到农业革命，概莫如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类似性质的良性循环一再发生，并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浪潮。
但在这30万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都遵循一个奇怪的规律：
由于技术的改善，刚开始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带来了更多的人口增殖，越来越多的人和有限的环境承载力，最终让所有人的生活“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一现象经由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其18世纪出版的名著《人口论》中一经提出，便名扬天下，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而这个陷阱把所有生物都困在其中。
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中特地提到了历史记录保存最全的中国。
16世纪中期，玉米的引入对中国的农业产出影响深远，被后世学者称之为“第二次农业革命”。
玉米在不同时间传播到中国的不同省份，创造了一个准自然的历史实验，让我们得以在一个国家内部检验马尔萨斯的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应该发现，从长期看，更早引入玉米的中国省份最终将比更晚引入的省份有更高的人口密度，但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会更高。
于是, 针对最早引入玉米的三个中国省份与晚得多才引入玉米的省份，学者们考察了它们各自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繁荣程度的长期变化。
结果与马尔萨斯的假说相符，最早引入玉米的三个中国省份在1776—1910 年的人口密度增幅比其他省份高出10个百分点，对工资水平则没有显著影响。
在马尔萨斯陷阱的时代, 既没有持续的过剩,也无持续的短缺。新作物或新技术的出现会提升人口增长率，减缓其对经济繁荣的促进，而生态灾难带来的长期经济破坏最终则会通过饥荒、疾病和战争等对人口的消减而逆转。
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经济冰期。
新石器革命乃至其后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生活水准都没有留下可以识别的长期影响，无论采用经济指标（人均收入）或生物指标（预期寿命），结论均是如此。
具体来说，有估计表明在3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日均工资相当于7公斤小麦；而在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约为4公斤。
即使到工业革命的前夜，西欧诸国的工资水平仍处于这个狭窄区间内：阿姆斯特丹为10 公斤小麦，巴黎为5公斤，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类似城市为3~4 公斤。
另外，过去2万年中北非与肥沃新月地带的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显示，预期寿命接近30岁。大约2500年前的雅典预期寿命接近40岁。英格兰在16 世纪中期到19世纪的预期寿命在30 ~40 岁之间波动。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类最终是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机制的约束的？
在寻找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型催化剂时, 有人或许认为, 工业革命的力量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突然的外来冲击，将其猛推入现代增长阶段。
但事实上，工业化本身的影响只是第二位的。用经济史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话来说:
工业革命既不是蒸汽的时代，亦非棉花或者钢铁的时代，而是进步的时代。
实际上当工业革命最早起步时，由于技术变革是增量式的, 所以人口数量出现激增但人均收入的提高很有限, 甚至非常符合马尔萨斯理论的预测。
但是直至近一个世纪后的某个关键点上, 马尔萨斯均衡才神秘地消失, 巨大的增长随之而来。
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中提出了“变革之轮” 等统一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第一个变革之轮是人口规模。
“马尔萨斯陷阱”时代的人口增长
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马尔萨斯陷阱”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口变得更加密集，在12000年的时间里数量增加了约400 倍, 人口规模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了创新步伐加速。
此外, 规模更大的社会还受益于更广泛的分工和专业化, 以及贸易带来的更多思想交流, 从而进一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更多的人口不仅更容易推动技术发展，还能防止小规模社群常见的技术退化现象，例如格陵兰岛西北部的极地因纽特人在19世纪20年代的情况。
这个社群遭到一场传染病的冲击，成年人口损失惨重，而这些人存储着对部落来说无价的各种技术知识，如制作皮艇等。疫情过后, 许多长者带着技术诀窍离世, 于是遭遇了严重技术退化，社群的人口由此开始减少。
若不是在几十年后最终遇到另一个因纽特人社群, 并重新获得了失传的知识技能，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衰落。
这种良性反馈循环, 即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 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 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 逐渐强化, 最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这是点燃人类摆脱停滞时代的相变的火花之一。
人口规模的作用与另一个变革之轮相辅相成, 那就是人口结构。
假设某个困在马尔萨斯均衡中的人类群体包含两个大家族：量家族与质家族。
量家族坚持“要生养众多”（《圣经》创世记9: 1）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多地生孩子, 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抚养他们。
而质家族生更少的孩子，却把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投入影响子女生产率和收入能力的因素。
那么从长期看, 哪个家族会有更多的后裔, 在整个群体中占据主流？
答案是：生育子女数更少，而愿意提升抚育质量的家族。
来自英格兰1541—1851年的证据揭示了类似现象：积极给子女做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 活到成年的子女数量最多。
这一机制表明，在技术创新带来经济机遇的社会中，人力资本投资能帮助人们抓住这种机遇，并获得繁殖上的更大成功，这构成了正反馈循环，让质家族在长期中占据种群优势。
质家族的成员日渐增多将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会增加质家族成员在人群中的占比。
这些机制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表面以下持续转动的变革之轮：技术创新养活了更多人口，推动人类对生态和技术环境的适应；更多和更具适应性的人口反过来激发人类设计新技术、加强掌控环境的能力。
这些变革之轮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创新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爆发，这就是开始于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工业革命，从此以后，全球的不平等鸿沟才算真正拉开。
各国人均收入的变化，1850—2016年
在19世纪，国际贸易异军突起。它由西北欧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带动, 受到殖民主义的庇护和助力，并因为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而起势。
全球化与殖民化加剧了各国财富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分化走势。
工业经济体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被直接用于教育投资,导致人均收入提升；非工业经济体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则更多被转化为更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
这些因素会持续影响世界范围的人口、技能和技术分布，扩大工业经济体与非工业经济体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差距, 从而巩固而非消除初始的比较优势格局。
不过, 殖民地时代的统治、掠夺和非对称贸易模式只是加剧了之前存在的比较优势格局，而非其始作俑者。
贫困国家该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面对这一难题，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中说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二战让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的土著居民对美国和日本的先进工业文明心生羡慕。这些陌生人带来了大量的货物, 成箱的罐头食品、药品、衣物以及岛民很少见到的各类装备。
等战争结束、部队回家以后，这一丰盛货源就此枯竭。对于现代制造工艺一窍不通却又希望弄清楚这些财富来源的岛民们，便复制出与大量货物同时出现的某些特征和行为。
希望那些货物——物质财富加上精神财富、平等地位、政治自治权等——能因此再度眷顾他们的岛屿。
奥戴德·盖勒写道：
有太多时候, 西方国家给贫困国家提供的发展建议与塔纳岛民们的上述“重生祈祷仪式” 并无本质区别。
这些建议就是在表面上模仿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有关的制度，而未深入考虑产生财富的基本条件，而那样的条件在贫困国家或许并不存在。
尤其是，传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不当的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一整套结构性改革来根除。
一个典型例子是“华盛顿共识”，它是给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整套政策建议，重点包括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加强产权保护、放松市场规制、降低边际税率等。
尽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费了很大力气推行“华盛顿共识” 倡导的改革, 却很少取得理想的结果。
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产权，对于已发展出经济增长所需社会和文化前提条件的国家或许是促进增长的良策，但在缺乏这些基础的环境下, 社会凝聚力不足且腐败盛行, 此类泛泛而论的改革往往收效甚微。
在不平等根源的外层，我们能看到全球化与殖民化的不对称效应。但这些统治、剥削和不对称贸易的影响，是建立在殖民时代以前的不平衡发展之上。
在不平等根源的内层，植根于地理与遥远过去的深层因素往往支持某些地区兴起有利于增长的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其他地区则发展出了不利于增长的文化和制度。
在中美洲等地，适宜建设大型种植园的土地和气候推动了攫取性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以剥削、奴役和不平等为特征。
相反在更幸运的地区，有利的土地和气候特征推动演化出了有利于发展的文化特性，包括更强的合作意愿、相互信任、性别平等, 以及更着眼于长远的心理状态等。
尽管历史留下了漫长的阴影, 各国的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的。
随着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促进未来取向、教育和创新的各种政策措施，加上性别平等、多元主义和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将为人类的普遍繁荣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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