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坛，清流是主流，浊流是逆流。

文坛乱象，古已有之，不独今日。

安力达先生对“贾平凹父女现象”所代表的文坛乱象的分析，从三个维度做了层层剥皮：一是毫无敬畏之心，二是三观错位，三是贪财如命。他说得准确到位，我是赞同的。

 “贾氏乱象”所以产生，自有它的土壤、气候和原因。只是这种乱象在新文化运动104年之后，在改革开放44年之后，又泛起的一股社会沉渣。100年前的社会转型是在世界大变局，中国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背景上新伦理与旧伦理，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文化与旧文化，白话文与文言文，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较量。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派、保守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三派力量的张力和搏击，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进步。陈独秀、鲁迅、胡适所扫荡的贵族文学、山林文学、游戏文学，与他们所倡树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启蒙文学、世界文学的分水岭就是“真”。

文学生命力的嬗变递进，就是在时移世易，清流与浊流的激荡中渐次更新的。

44年前的改革开放和文学新生缘起新思想与极左思潮，真与假大空的伪社会理论，实事求是路线与教条主义路线的较量。是对政治文化上的极左思潮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思想僵化、人性扭曲、文化的严重破坏的痛定反思。

而当下的社会转型出现了新的环境，新的形态。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世界化、信息化、动荡化、复杂化 、严峻化。当下市场经济还不规范、不完善，法治社会还不完善，政府施政能力尚待提高，同时，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在加强了信息的透明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真与假辨别的难度。从表面看、总体看，国民的知识好像是普及了，提高了，而深层问题是信仰缺失，知识普及的同时，拉低了整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信仰、素质、格局、境界之段位。

人所共知，世间只有两类人被社会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类是教师，一类是作家（或说是“文学家”）。在这里，我将教育与文学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来分析上述现象。

如果你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是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你回顾一下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对现代散文和散文家的选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杨朔的散文充斥在教本之中。后来随着思想解放、文学观念的更新，语文教学目的、语文篇目的欣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渐次找回了一度丢失的一度迷惘的教育的本质、散文的灵魂。国家教育主事部门将杨朔们的散文基本清扫干净，而对鲁迅作品的选目起起伏伏。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第一，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有宗旨的，宗旨就是“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第二，国家教育的底线所贯彻的是“三个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第三，国家同时在教育红线之中贯彻了精神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目的在于引导和培养师生健康的、开放的、包容的、自由而全面的人格。我认为这个人格结构之中起码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的知识结构、价值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审美结构、格局结构，境界结构。如果读者认同这个系统结构的标准，那么，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杨朔们的散文被剔除出了中学语文教材选目的因由。

“真”是教育的根，是文学的根，也是散文的根。“根”若被抽掉了，“善”与“美”就成了浮萍，就是伪善、虚美。杨硕的散文不幸是特定年代的这类标本。

44年来，几多苍茫，几多慨叹。究竟是谁在掌握着教育和文学标准的剪刀和尺子？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一代人，也不是两代人。掌握剪刀尺子的人是时间。

时间，拂去一切尘埃，一切浮华，一切铜锈，一切虚假。

我曾看过邓州市花洲书院，也曾看过邹平市范仲淹纪念馆。两地的文旅园地都有名书法家书写的范氏的《岳阳楼记》。其实，这篇“楼记”短短不足千字，但是已流传逾千年。千百年以来，无论誉之毁之，都不曾增其光，不曾减其华，因为它的读者是时间。读者的眼睛从文章中只读出了一个字，就是“真”——真情，真意，真趣，真理，真情操，真器识——真水无香，真金不镀！

读者回头再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贾平凹先生的《丑石》。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看到了这篇大雅雄文，还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那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篇文章似曾相识，像个魔术师在弄戏法，与杨朔散文的风格和模式如出一辙，是以假衬假，以假乱真，以丑衬丑。这里试对《丑石》一文做一文本解读。人们还记得，伴随着极左思潮，那时“文八股”盛行。以论代史，厚今薄古，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捏造历史发展规律，捏造文学发展规律，信口雌黄。即如茅盾也迷失理论方向，提出了荒谬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伪文学史理论。《丑石》一文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作者装腔作势，虚伪编造。作者以高自重，以远自喜，他自比自喻为是一个大家伙，一个大圣人，像周文王，像周公，像姜太公，像徐茂公，是个镀金的、了不起的大老虎。他极尽欲扬先抑修辞之能事，一层又一层，一包又一包，四面包围，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最后揭开层层面纱，将一位只有一只眼的姑娘终于化妆成明眸善睐的西施、貂蝉，陡然间丑石变成了和氏璧，变成了常林钻石，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镇行之宝。只因为这块石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烂石头。

自然科学早已揭示，那冰轮上，不过是死气沉沉。那火星上，终年沙暴高寒。

极人类目前的终极科技探测认知，在太阳系和宇宙系内，唯地球上偶然诞生了生命和人类。也因而诞生了文化艺术、诞生了大千世界的各种理论和哲学。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

还在阅读的当时，我就纳闷了，丑石变成美玉，只因为它来自高处，来自远处，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什么滋味呢？这是种门第论、血统论，是与厚今而薄古的伪史论如出一辙。我内心明白，这是作者蓄意编造的一个拙劣的谎言。龚自珍笔下的“病梅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寓言散文。文学想象是作家的一种权力，勾画乌托邦是伟大的空想主义思想家的特质。所不同的是，龚自珍的情操是在痛斥压抑人才的专制暴政和病态社会制度，陶渊明的情操是在呼唤社会安定、人人平等的伟大社会理想，而“丑石”连同作者一起的格调是在自怨自艾，顾影自怜：

——“我从天上来，虽然我长得丑，但是我心灵美，我学富五车，我才高八斗，我治国安邦，我胸怀锦绣，我怀才不遇。而我的乡邻，我的村民，都是愚众，看不得我平凡中的伟大，丑陋中的光辉。”

文章被选入国家钦定中学教本，瞒过了无涯师生，让作者一时爆得大名。那时贾平凹先生三十岁出头。老吏断狱般老辣的孙犁也被蒙蔽。40年前的孙犁，不惜笔墨，接连给年轻的贾平凹先生的散文集又是“序”，又是致函，倾情予以鼓吹。文坛上人都知道，孙犁惜墨如金。遗憾的是，孙犁生前没能看穿贾平凹先生的器识和文风，遗憾的是贾平凹先生至今没能读懂前辈的殷殷寄托和讽劝。他只陶醉在借孙犁云梯浮上文坛半空的春光里——陶陶然，熏熏然，悠悠然，欣欣然——“高祖还乡”的风姿俨然矣！

多年前，我曾与一位当年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奖者，一位文学前辈谈起贾平凹先生和孙犁。这位前辈说，假如孙犁还活着，看着贾平凹先生走上这样的邪路，这样不争气，这样糟蹋文学，玩弄读者，玩弄民族文化，孙犁一定会高高举起手杖，逐出学堂，清理门户。

当年这位前辈已是散文界的一家。他年龄长于贾平凹先生。据说他也曾惑于贾氏的盛名，请他为其散文集弄个序。后来，序是做了，也寄来了，可是令这位前辈哑然失笑——贾氏大序是作者用鼻子嗅出来的。前辈自有其做人作文的标准，他将此大序弃之纸篓。此事，我是听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转述的，未能坐实，心中一直悬挂。后来我读遍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文丛，竭泽而渔，竟然在其中找到那篇被弃之不用的大序。读罢我汗涔涔地，羞愧难忍——为贾平凹先生，也为这位前辈。为贾氏者，为人轻佻，为文浅薄，耍同行如同耍小儿。为前辈者，您已自带光芒，自带芬芳，何必谬托知己，自取其辱。所可慰的是，这位前辈后半生终于苦苦寻到了打开文学殿堂的钥匙，他终其一生探索，留给后人和历史的文学创作若有成就，秘诀就是一个字“真”。

金针度人！

中外古今，文学的高处都是寒冷的。孔子删定“诗三百”、“韦编三绝”；吕不韦以富甲天下而执权柄、财富、文教之牛耳，还将《吕氏春秋》悬之城门，让天下士人指认毛病；韩愈嘉奖李氏子潘，好古文，谦恭谨慎的科研态度；鲁迅、朱自清、傅雷、陈早春、史铁生、周同宾……恭敬的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世人皆晓。这说明要踏入文学的殿堂，就要有敬畏之心，有斋戒之心，有沐浴之心。短期内，一时间，作伪者，作秀者，可以伪一时，秀一时，可以哗众取宠，甚至献媚邀宠；可以玷污文学，蔑视读者，蔑视历史，蔑视规律，蔑视真理，但是，还是回到我以上说的那句话，文学标准的尺子和剪刀不是一时风尚，不是强权政治，也不是任凭谁的喇叭大，谁的声音高，而是时间！

时间，过滤一切！

时间是疾风，时间是烈火，时间是熔炉。   

2000年前，那刘彻是一代霸主，一代人主，司马迁只是个拿国家俸禄的人微言轻的小史臣。刘彻可以任性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可以任性将司马迁的生殖器割下，给予一个男人天下最大的耻辱，以显君主无上尊威，但是，司马迁以私家著史，默默地写出了52万字，笔下复活了4000个人物，列述了从今上刘彻到圣上的太爷爷刘邦，祖孙五代的丰功伟绩和斑斑劣迹。司马迁忍辱发愤，但他愤不挟私，愤不害义，愤不伤理。

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统一于一人之身，凝注于一管笔端，就是一个字“真”！

司马迁是一个既残又废的男人。一个过往的物质的男人残废了，一个未来的精神的完美的人立起来了。

历史是个坐标系，司马迁的光辉，随历史的河流在增辉，在增分，刘彻的龙颜随历史的河流在黯然，在减分。卑贱残废的男人是人！暴戾淫威的君主是鬼！

皇皇陕西，盛产文人，这几乎是陕西的地方特产。远的不说，历史上的那咸阳，那汉中，那渭南，那长安，是文人荟萃之银河。当代陕西文苑，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诸位大贤，都是人品文品立得住的颇受后人敬仰的星宿。西部内陆的“陕军”小子辈，切切不可高声语。

淘气，要被司马迁、柳青打屁屁！

司马迁祖籍是陕西韩城，贾平凹先生出生在陕西丹凤。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我将贾平凹先生与司马迁捏在一块儿，我曾怀疑是不是不伦不类？古典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其实，人与猴子是不同的种。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至今怀疑猴子能变成人。这个命题其实不仅物种之间是断环，就是同一人种，同一黄种人种，俗人与雅人，市井与君子，文痞、伪文学家与不经意间的大文豪、大史学家之间，也像猴子与人之间的跨跃，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同是汉人，穿汉服，吃中餐，说汉话，弄汉字！司马迁无意于扬名，他“述往事，思来者”，立志隐志埋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也有一个女儿，女儿当然姓司马，芳名叫啥？我至今不晓得。

司马迁是真拙呀！他爹死前遗嘱：“我族近百年以来没有写出历史，我将死去，我也完不成这个任务了，这份苦差，这份责任，儿啊，就交给你了”。说罢，断气。

其实，司马迁虽然拙，但是，他自觉地意识到爹临终遗言的分量。他也自觉地知道，他的政治怀抱，他的天资、天赋，他的禀赋的含金量，他也自觉的衡定他的《太史公书》（《史记》的原名）将具有永恒的价值，光耀千秋。

司马迁又是真拙。在《史记》中他为货殖立传，他为天下大贾大商树碑，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他女儿铺下一条黄金路。这样看来还是贾平凹先生智巧啊，大彻大悟。贾先生早就通慧名利转换，名利双收，荫及后人。他有高超的障眼法、魔术法，给黄铜镀金粉，给萝卜穿上衣服当人参，给猪鼻子里插两棵大葱装大象，给狗头上安放两只香蕉装大羊。一朝跃龙门，权柄在握，鹿可以变马，马也可以变鹿。舔犊之情，人皆有之。事遂都有度。他忘记了柳宗元笔下的“麋鹿”、“蝜蝂”二则寓言，一则祸起于溺宠，一则祸起于贪婪。

呜呼，世易时移，贪婪难移。前车之鉴，真理不腐。

这样想来，将司马氏与贾氏放在一架天平上，也不无可比性，也不无道理。

一个若拙，一个是巧；一个是大真，一个是大伪！

历史的天平，一头沉沉落下，一头高高翘起......

2022年9月8日

作者：刘焕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