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在阅读资料

1993年，钱伟长在回忆录《八十自述》中回忆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部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时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1931年夏天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四叔钱穆时在北大当教授，我听从他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我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9月16日，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一个晚上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我决心‘弃文从理’……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

这个回忆录在不同的场合，还有不同的版本。一般的版本是，他投考清华时物理考了5分，英文5分，数学、化学的成绩也平平，但却因为中文和历史均考了100分而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些情况与实际情况有颇大差距。

钱伟长“弃文从理”说考辨

首先，钱伟长固然具有一定的文史基础，但理科基础绝非那样不堪。钱伟长就读于苏州中学时代，便在该校校刊《苏中校刊》的自然科学专号发表过物理类的文章《二种特殊滑车的机力》，该文共4页，存在大量物理方面的公式演示和推导。从这篇文章可以明显看出，钱伟长具有较好的理科基础。至于1931年夏天钱伟长投考的五所大学，确实有据可查，但录取他的四所大学都是工学院。检索《申报》可知，钱伟长曾被中央大学工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录取。两校的工学院在当时都有相当的历史传统和办学水准，要投考非常困难，钱伟长能被两校的工学院录取，更证明其理科基础不可能太差，又说明他报考两校时，投考的都是工学院，原本就是计划学习理工。

至于清华大学的投考制度比较特殊，报考时不必指定科系，入校后根据个人成绩情况以及主观意愿选择院系。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以党义、国文、英文、本国历史地理、代数几何平面三角为必考科目，考生可在高中代数解析几何、高中物理学、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学、世界历史地理中任选两门，并没有单独的历史科目考查。此种科目设置原本便对擅长理科的学生有利，因为选考科目中只有世界历史地理一门属于文科。清华大学又规定，各科总平均须在54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三门平均须在49分以上即可录取。其后，清华大学统计新生入学成绩，本国历史地理科目90分以上的人数为0人，世界历史地理科目80分以上为0人，这说明钱伟长不可能历史一科获得100分。至于物理一科，有174名学生低于10分，130名学生在10分-20分之间，两者占总人数的比为48.18%。这说明清华大学的物理试卷较难。所以，虽然钱伟长物理只有5分的说法无法证实，但清华新生中物理水平差的学生将近一半，钱伟长绝非极端重文偏理的个案。 

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堂起家，原本就具有很好的文科基础，文史两系更是名师云集，光芒闪耀。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理学院创设较晚，尚未设立工学院。加之文学院各位师长与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具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他们在钱伟长入学时便对他多方拉拢。因此，钱伟长入学后，不排除有进入文史两系的心思。但是，钱伟长在投考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时便是报考工学院，说明他原本就打算学习理工。总结起来，钱伟长是一个理科基础可能未必太强，但也绝对不弱，同时比较擅长文科的高中毕业生。换言之，他是一个具有一定文科修养的理工科男生。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一样，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科基础，但同时也受自然科学吸引。

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

钱伟长的父亲终生担任中小学国文教师，四叔钱穆则是以中学教师身份自学成才，日后成为闻名中外的历史学家，此种家学渊源对钱伟长少年时代的文史修养和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至于钱伟长在小学和中学的求学阶段，曾得唐文治、钱穆、吕叔湘、杨人楩等著名学者专家培养，其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更上一层楼。因此，钱伟长在各种版本的自述中，都会提及自己在大学以前具有较好的文史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也是一所文理法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非常好的文理教育基础和通识教育传统。甚至一些理科教授也是文史爱好者，他们都非常尊重文科的价值。比如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第一次和钱伟长见面时便和他交流《史记》研读的心得，并告知“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叶企孙还对历史文化遗产很感兴趣，“愿意和青年人交往，每星期都要带几个学生出去，看看山看看水，讲中国历史、文物、古迹。”因此，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钱伟长自称“学了哲学以及其他一些公设课”。不过，由于钱伟长忙于理工科的学习，一直没有进行文史写作。

钱伟长开始一些文科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主要在新中国时期。1950年12月，钱伟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民主党派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员，他在火车上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读史笔记《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他写这篇读史笔记的目的，主要针对的是新中国初期从旧社会走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着崇洋媚外的倾向，钱伟长打算用实际的案例来证明，中国人绝非在科技方面一无是处。在文中他提到，中国人民很早便学会种植水稻，当时各国的食物只有肉类、鱼类和蔬菜；中国人民最早修筑了水利工程，为民族的繁衍生息打下基础；在科学方面，九章算术、祖冲之圆周率、天文历法、木牛流马等都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平；中国人还最早发现了石油燃料，最早发明了造纸技术。他总结说：“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中国人民在几千年中经常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只是在近一百多年间才落于欧洲人之后。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不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残酷的压迫，以及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无知和助纣为虐。”1953年，这篇文章扩展成为专著《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出版。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发表了《科技赶超史话》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如火药、罗盘针等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兴起以及西欧地区的文艺复兴和社会变革。总之，钱伟长一直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有一定的了解。 

钱伟长在晚年仍然自学历史。1996年他说：“前几天我还在学夏朝商朝的历史，很有意思，好多历史我过去都不晓得，现在我对很多事有很大的理解，很重要的理解，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2000年12月，钱伟长发表了《鲜卑族的由来与现在的分布》，其中谈到鲜卑族的发源与发展，以及进入中原，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建立北魏的过程。钱伟长在西安、东北游历时，根据所接触到的当地人的姓氏来判断是否为鲜卑族的后代，并推荐鲜卑族后裔的地域分布。钱伟长认为，历史研究不是必须要翻古书，可以从现实中就查到，中国历史可以从现在的角度进行研究。钱伟长还发表过名为《华夏的由来》的短文，讨论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

强调通识教育

钱伟长提倡理工合一、文理渗透，认为理工科院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知识结构完备的人，理工科学生应该学习中文、历史、经济、管理等，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成为专业技术和人文素养两者兼备的人才。

钱伟长认为，改革开放后要求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世界眼光和世界意识，这便不能缺少文科方面的知识。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学是专门教育，一来就是专业，专业以外的东西他是完全不晓得的。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历史、地理、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学得很少，历史、地理知识很差。高等学校只考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因此，历史、地理是完全不熟悉的。现在要开放了，这个大英帝国为什么有时也叫联合王国，有时叫英国，弄不清楚……美国怎么又叫美利坚合众国，还有什么西欧共同体，这事太复杂啊！”理工科专家缺乏人文知识，可能酿成严重的事故。

钱伟长特别提到通才和专才的区别。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两种人才，一种是通才，一种是专才，两种人才的就业渠道和应用范围不同。“我们现在大量的干部要做思想工作。什么叫思想工作，老实说，就是深入的心理学的工作。真正要提高思想工作的质量，就是要多学学心理学……要懂得市场心理学，市场需求的关系，这是现在我们干部的必备条件，这叫通识……一个通识的知识分子，跟一个专家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区别，过去反对通才教育，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地认识到不能反对这种东西……一个人首先要有相当广泛的常识基础，以后才能讲专，现在我们把培养人分为两类，一类培养通一点的，一类培养专一点的。”

1994年以后，钱伟长担任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校长，比较重视文科的建设。他曾经对上海大学的学生自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年轻的时候，曾以为钻会一门纯科学，就会整个地推动科学事业前进，从而推动社会前进。然而，积40年之经验表明，纯科学要搞，不搞就不是一个科学家，可是仅仅埋头于纯科学，其社会效果不一定好。要达到充分的社会效果，你就必须研究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他又说：“读史使人明智……这些年来，我与上海大学的年轻学生常有交往，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知识面相当狭窄，特别是理工类的学生，对科学史不甚了了，有数典忘祖的苗头，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发展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了解科学史和方法论确实非常有意义，往往可以使我们耳聪目明，事半功倍。”

所以，钱伟长在上海大学大量开设文科课程，鼓励文科院系发展。不过，其鼓励文科并非完全盲目发展，而是认为文科应该起两个作用，一方面要起到文化熏陶和培养通才的作用，另一方面文科的院系设置和人才培养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他在上海大学大量开展应用型文科教育，尤其重视美术等学科：“所有课程设置、学科设置尽可能结合上海需要，这是明确的。”

钱伟长说：“我们的教师在上海生产与社会经济活动里要起一个咨询、顾问的作用。我们不能躲在学校里，要把围墙冲开，不要泡在教科书里。文学院、法学院、经济类学院各方面都要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科研的起点……假如我们脱离了社会，这个学校成了脱离实际的学校，教学也一定是脱离实际的教学，我们的教学就无法提高。”

总之，钱伟长作为一位科学家，由于家学渊源和独特的成长经历，自身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和文化修养，尤其是对历史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对大学中如何建设文科，也有自己的思路。这些思想遗产对上海大学的文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 戍，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