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的专著《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入选2022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其英文版将在全球发行。

《移民政治：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

熊易寒 著

ISBN：978-7-309-14584-7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1

命运的共同体

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　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分担着彼此的命运。不理解政治，我们就莫论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首先，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为单位，譬如城市居民、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其次，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再次，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最后，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固然是旧时代的说法，如今时代不同了，但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而在农民工身上，我们却看到这四种力量惊人地一致：从国家的角度看，囿于现有的制度他们是“非市民”，无法在城市获得权利资格和公共服务；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从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社会支持网；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匮乏。这四种力量的叠加效应，客观上使农民工面临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层。

2

正义的成本

为什么我要讨论命运的问题，是因为它关乎正义。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道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一，命运是有外部性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欧麦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儿痛苦的“溢出效应”；其二，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那么对于正义的呼吁就是叶公好龙；其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

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国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处境完全等同于欧麦拉的地下室孤儿，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城市的繁荣便不可想象；没有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便无从实现；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不是魔法师的作品，毋宁说一场超大型魔术，人们只看到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魔术师，却看不到后台紧张忙碌的农民工。改革开放四十年，就这样同时创造着财富与贫穷。

我们不能像欧麦拉的人们那样，对农民工的苦难和维权行动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命运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们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不要将责任完全推给体制，也要反思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的受益者。

为改变而教育，行动就意味着改变。在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帮助下，一些农民工子女得以出国深造，一些农民工子女在上海接受职业教育并扎根城市，拥有了比其父辈更好的生活。张轶超以一己之力，十年之功，可以创造这样的传奇；如果整个城市社会都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出一把力，共同推动制度的变迁，那么，将会有多少孩子因此而改变命运呢？

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文章节选自《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

图书简介

基于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跟踪研究，本书提出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并用地方性公民权的理论框架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移民/流动人口的权利状况和群体命运。地方性公民权既是治理分类系统，又是公共资源的准入资格，不仅影响人口流动，也影响不同阶层移民的社会流动。作者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解读“命运的政治学”，创造性地用产业生态解释不同城市流动人口政策的包容性程度差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际上从属于国家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和地方产业政策。

本书适合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也适合关心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复旦大学-上海市公安局平安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近期主要关注城市化、中产阶级、社会治理和数字化治理，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行政管理》，以及China Quarterly, Security Studies,  Citizenship Studie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著有《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你中产了吗》《平衡木上的中国》《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主编《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