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政大学石刻校匾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各个战场上迫切需要更多的军政干部充实到军队中去。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决定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个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1948年5月，华北军政大学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在此学习的台湾队学员和教员，他们心系家乡父老，肩负职责使命，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生命的赞歌。

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建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当前的战争和未来的国家建设都需要大批优秀人才。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同时提出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为了工作方便，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华北局委员，按照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将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5个单位合并组建成华北军政大学，校本部驻在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村，管辖周围的陈庄、西兵营、南兵营等多个教学点。

1948年5月23日，叶剑英来到南新城村，华北军大的筹建工作由此拉开序幕。6月11日，华北军大在南新城村西的树林里召开了连以上800多人参加的大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正式宣布军大成立和人员任职命令。叶剑英任华北军大校长、萧克任副校长。学校下设政治、教育、校务三个部和校办公室，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校领导和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

针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经历各不相同的情况，华北军大对全校学员进行考核和分科编队。全校学员编成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八个大队分别是：一个团级干部大队，两个营级干部大队，一个政治干部大队，一个青年大队，一个参谋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三个直属队：台湾队、华南队及高干队。

1948年7月1日下午5点半，庆祝“七一”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华东、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出席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叶剑英、萧克、朱良才的陪同下，乘坐吉普车检阅了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华北军大的成立表示慰问和祝贺，他指出：华北军政大学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线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道远。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为人民立功。

台湾队学员

为实现祖国统一准备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1947年5月，在刘邓大军六纵队17旅51团的田富达和其他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拔，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后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据田富达回忆：

我们打下汤阴以后，准备过黄河，部队下令让我们台湾省籍的战士集中，要送我们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去，个别有技术的，像炮兵、会开车的，前线有需要，他们就跟着南下了。当时我们感动得都哭了。离开战友撤离前线，我们还真有些不舍。那时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中央3月发表社论，传达到前线已经是5月了。传达文件的同时告诉我们要去军大学习，所以大家都很感动。晋冀鲁豫军大是刘邓部队的，当时在邢台地区的南固县，后来刘邓部队过黄河南下，把我们送到了华北军大。军大离运河很近，我们在军大学文化，学时事，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学习。那时我普通话水平不太好，慢慢听，慢慢提高。

1948年1月，台湾青年林东海和周明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经海路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由韩国仁川到达胶东解放区。10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一起到石家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

叶剑英得知林东海和周明报到后，专门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共进晚餐。林东海将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感想进行了汇报。叶剑英鼓励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但毅然参加革命，说明你的决心很大，共产党欢迎更多像你这样的台湾青年参加革命队伍。你要好好学习，当个好军人。”叶剑英的殷切关怀和期望，使林东海终生难忘。在华北军大，林东海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各项成绩名列前茅。1949年3月1日，是林东海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配合祖国统一工作，台盟积极推荐台湾青年到华北军大参军学习。1949年10月，从台湾脱险而来的郑鸿溪、朱实、郑励志等台湾青年在台盟的介绍下来到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他们憧憬着不久将会再次回到家乡。

多年后，受到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热情接待的郑励志回忆道：“到了台盟，接待我的是郭炤烈同志（当时任台盟华北总支部副主委）。当他知道了我的来意，随即把我引荐给正在该处办公的谢雪红主席和杨克煌秘书长。当时谢雪红主席身着人民装，和蔼可亲，她让我坐下来，询问来到大陆的经过。我答以在台湾，在香港，大学都读不成，希望在北京能实现读大学的愿望。她说：‘你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现在正规的大学早已开学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台湾，最近从台湾来了好多位年轻人，我们都介绍他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你也去那里吧，让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我欣然接受她的建议。”

1949年10月16日上午，郑励志随谢雪红、杨克煌、林铿生等一行五、六人分乘两辆小车，赴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行至卢沟桥时，谢雪红叫大家下车。谢雪红显得特别激动，她抚摸着石狮反复地说，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近中午时，他们到达长辛店槐树岭。午饭后，郑励志告别了谢雪红一行，独自到军大第一总队接受入学考试，并被录取。第二天，他带着行李到华北军大报到，行前向谢雪红辞行。谢雪红一再叮嘱他：要学好本领，打回老家去。

谢雪红等台盟领导人十分关心台湾队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写信给他们。她在信中写道：“听说，你们成立研究小组，我是很赞成的。可是，我希望要着重学习把握各种政策，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平常考虑各项政策应如何在台湾实行，研究具体办法，这是最重要的。”当得知台湾队有些同志身体很差时，谢雪红谆谆告诫他们：“我特希望你们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如身体不好，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出来，将来的工作必然的时时刻刻都要忙，都要很紧张，所以需要强壮的体力才能执行。以这样说，你们不要以为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个人主义’，绝不是的，你们的身体已经不是你们自己的，应该要好好的照顾。”

台湾队教员

台湾队成立以后，学员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虽然他们平日里刻苦努力学习，但由于大部分学员的汉语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不少学员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收获甚微。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籍干部杨诚同志去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杨诚来了以后，按学员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选聘会讲闽南语的教师来队授课，提高学员听课效果。当时的台籍教员有文英、冯志坚、林云、朱天顺等，他们和学员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很多疑惑通过师生交流迎刃而解。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在其鉴定材料中这样写道：“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为感激。”田富达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时深情地说道：“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杨政委在台湾队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他对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

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毕业后，纷纷南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准备。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致使祖国统一的计划被迫停止。他们有的投身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到华东革命大学继续深造，有的转业到台盟工作，并逐渐成为对台工作的骨干，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

（郭海南，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