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进会上传来消息：2021年5月至2022年8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东大街南、紫荆山路东、书院街北区域发现一处商代贵族墓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玉钺、玉戈以及贝币等重要遗物，首次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金覆面”。

此次发现的“金覆面”，位于墓葬区中，是用来覆盖整张人脸、不让亡者的“精气神”散了的随葬物品；而此前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黄金面具，则位于祭祀区，是用来祭祀通神娱神的工具和法器。

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是用生漆加粘土调和而成的粘帖剂，黏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则可能是黏贴在青铜人像或木质人头像上。而这些铜人头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用黄金覆盖其上，既显示墓主地位之崇高，更是为了欢娱神灵，以此得到神灵庇佑。

从随葬品到祭祀法器和工具，金覆面、黄金面具这中间的变化，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和必然？

让人浮想联翩的是，郑州商城发现的金覆面，与晚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现的黄金面具，是否有渊源？三星堆、金沙遗址上的黄金面具能否追溯到郑州商城遗址的“金覆面”？这都是很值得期待的问题。

成都市金沙遗址发现的大黄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黄金面具造型风格极为相似，都显得菱角分明，并带有一定的夸张意味，这说明两个遗址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且金沙大黄金面具与三星堆黄金面具制作年代较为接近。但这两种黄金面具文化渊源如何，一直是个谜团。

之前，关于其渊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前古埃及和西亚地区的黄金饰品、黄金面具等，通过古代印度和中亚的途径，传播到成都地区的，但现有的资料无法证明，这条通道当时已经开通。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成都地区古蜀文明自成体系，有着自身的渊源和发展演化轨迹。目前在成都尚未发现采用青铜铸造工艺，也没有发现用黄金制造的首饰一类的器物，成都平原金器工艺传统和器物的风格与中原地区相近而与西北、北方地区不同，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地域特色，说明成都平原的黄金制作工艺都应是本地制作，但又可能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某种联系，黄金面具体现了基于中原技术的地方文化因素。

现在，郑州发现的商代中期的“金覆面”、“金箔”等，早于晚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也为两者出土的黄金面具、黄金装饰风格的溯源，提供了新的参照材料，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黄金面具来源之谜，或有了破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