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识翻译学的理论立场

2021年知识翻译学问世，显示出中国学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阐释人类翻译行为的尝试和努力。知识翻译学何为？要理解这一概念，进而把握这一新视角，就不能不首先对其中的核心要素“知识”进行必要的探讨。“知识是对世界、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正确认识和反映，是可以证实的信念，”在对知识与文化进行区分，同时回答“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这一问题时，杨枫（2021b：2）给出了如上描述。随后，在“知识翻译学的翻译定义与分类”一文中，他又对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知识翻译学秉持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知识就是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构成人的生存需要与生活积累的意识化、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工具”（杨枫 2022a：1）。探讨“知识是什么”的知识论长期以来居于哲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柏拉图最早在《泰阿泰德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知识是“被证明为合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即知识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S知道P当且仅当（1）P为真；（2）S相信P；（3）S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柏拉图的观点影响深远，但也不断受到来自哲学家们的质疑和修正。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哲学家格梯尔（E. Gettier）提出“格梯尔反例”，打破了对于知识的一元认识。此后，“因果知识说”“虚拟条件知识说”“德性知识论”“社会知识论”等不同理论观点此起彼伏，竞相解释“知识是什么”这一问题，展示着当代知识阐释的多元路径。

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并未涉及当代知识论的复杂维度。以福柯（M. Foucault）的知识权力观为例，知识早已不再是一种绝对的真理性的存在，而被视为现实生活中权力关系的产物，人们对知识的探讨也由知识的真理性、客观性向知识话语的合法性转移。“知识问题不只是属于人的纯粹认识活动，也不仅仅为了达到认识客观对象的真理而已，而是一方面为历代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所控制，另一方面则为塑造和界定不同社会阶层及其社会成员的身份、权利和行为方式服务”（贺翠香 2008：174175）。知识翻译学援引“知识”概念观照翻译行为，不可能无视知识的复杂性与相对性。然而，诚如蓝红军（2022：37）所言，知识翻译学“秉持知识全在的观点，其所讨论的知识涉及所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化产物”。李瑞林（2022：52）在阐述“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这一理论假设的五个基本命题时，虽然也指出其中的知识“既关涉经验知识，也关涉理性知识，或兼而有之”（杨枫 2021a：2），却未对知识在经验或理性层面上的生成、获取、存在形态、特征表象等做更深入的探析。

知识翻译学对当代知识内涵的刻意回避颇有深意，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知识”一词虽然是知识翻译学理论主张中的关键词，但后者真正的核心与重点却始终是“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当前，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如火如荼，翻译学与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广泛交叉，形成大量不同名目的“XX翻译学”或“翻译XX学”。其中，XX代表着其他学科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拓展对于翻译行为的全面认识。然而，“我们把其他学科引入翻译，则是要借助它们的力量发展自己，而不是让其他学科来耕耘翻译的田地从而收获它们自己的果实……更不能让翻译学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傅敬民、喻旭东 2021：134）。从这一点来看，知识翻译学理所应当不能深陷当代知识论对知识定义、来源、功能等的争论，若因此喧宾夺主，动摇其研究本体，势必削弱这一新兴理论观点对于翻译研究自身的揭示意义。

其次，知识翻译学对“知识”概念采取一般性的传统描述，独立于当代知识论不同的观点交锋之外，反映的正是知识翻译学对待“知识”的独特视角和态度。语境主义知识观认为，人们认识活动中所涉及的标准以及认识者的视野、选择和论断均受到语境的深刻影响，对知识的判断与语境密切相关，何为知识以及如何获得该知识均随着相关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德性知识论则借用伦理学中的“理智德性”，将知识的产生视作认识主体“理智德性”的产物，强调认识的责任与规范（王荣江 2004）。与当代语境中多元共生的有关知识的阐述相较，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观似乎具有鲜明的乐观主义色彩，偏重知识的真理性与可信赖性，显示出知识翻译学自身对“知识”概念解读的独特视角，进而反映出该理论主张对人类翻译行为正面价值的肯定与强调。

诚如有学者在分析知识翻译学中知识与翻译的关系时所指出的，作为知识翻译学的第一判断，“翻译是知识”并不是“形式逻辑上的概念定义，而是观看翻译的哲学取向”，是将翻译的本质“界定为知识行为”，同时借助这一视角，引发“对翻译与人类自身思想性存在之关系的思考”（蓝红军 2021：3536）。换句话说，这里凸显的正是翻译活动在人类认识周遭世界这一思想性行为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翻译行为不仅内隐于知识生产、知识迁移、知识传播与知识重构等不同形式的知识行为之中，同时其自身依据实际发挥的作用亦可等同于上述知识行为中的任意一种。覃江华（2022：62）曾以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为例说明通过翻译可以引入新的知识，冲击已有知识体系，“进而造成一种话语重构”，实现中国社会的知识更新与救亡图存。其中，翻译既是知识生产也是知识重构。而知识翻译学的创始者杨枫（2021a：2）也不止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哪一个学科不是以翻译的方法进行知识积累，没有哪一个学科不是以翻译的形式呈现思想发展，没有哪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知识翻译史，所有学科都必须致敬翻译”，彰显的正是翻译行为推动与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再次，知识翻译学在立足知识价值意义的基础上强调翻译行为的功能与作用，是从价值维度出发对翻译行为的考察，正是当前翻译研究趋势的集中体现。人类对翻译这一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人们获得的翻译认识也不相同”（许钧 2021：10），伴随着对上述翻译活动不同侧面的深入思考与探索，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同上）。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曾认为，“翻译是一项‘教学’（decere）活动，如果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不同于作者的要求，那就无法起到‘教育’读者的作用，翻译也就算不上翻译”（谭载喜 2004：29）。夏尔·巴特（C. Batteux）则提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得对原文做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作的意思”（同上：100）。二战后，对翻译行为的理论思考日趋多元。列维（J. Levy）主张“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遇到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情况，必须在一系列的选择中作出一个选择”（同上：202）。德里达（J. Derrida）则指出，“翻译就像一个‘孩子’，它不只是一个遵循‘复制’法则的‘产品’，它还有以新的不同方式‘自己独立说话的权利’……”（转引自根茨勒 2022：191）。

当前，译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界，尤其是翻译界对翻译活动历史作用的关注也在逐渐突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视域，拓展或者说深入到翻译对近代以来不同学科形成、发展以及演进的巨大影响。《上海翻译》自2020年以来先后刊登了《“中国宗教”真的扩散吗？——宗教学翻译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赵翠翠 2020）以及《明清的数学翻译与中国数学学科的创建》（张必胜 2021）等多篇论文，并于2021年第3期新辟“翻译与中国近代知识话语”栏目，在具体学科背景下考察翻译活动参与学科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研究热点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方梦之等学者对应用翻译研究内涵的开拓。科技文本翻译长期以来都是应用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方梦之与傅敬民（2018：7273，70）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翻译史的研究，其中特别强调“以学科本土化发展为背景”，“体现外来学科建制对本土知识塑造的作用和影响”，所考察的科学技术翻译活动不仅涵盖“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同时也涉及“社会科学”。另一方面，翻译学科自身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增强也推动了翻译研究在知识积累、传播、转型等研究话题上与其他学科的进一步融合。屈文生（2021：162）在“‘新翻译史’何以可能——兼谈翻译与历史学的关系”一文中便将转向文化交流史的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作为他提倡的“新翻译史研究”的首要特点，认为“翻译史研究应广泛渗透于文学、历史学、哲学（含宗教学）、法学（含外交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翻译史研究只有同时与多个学科结合，才会有未来和出路”，而译史研究跨学科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即书写这些学科的知识翻译史。

与此同时，当下的我们正身处自觉、自信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新阶段，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受到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与科学知识的深刻影响。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向外传播对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社会话语权意义重大，将有助于改变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翻译在我国近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过程中曾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未来也将在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对外传播进程中继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新趋势与新变化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与知识传播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同时隐含着对翻译功能的倚重和强调，使知识翻译学的提出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2. 知识翻译学的批评视角

根据切斯特曼（A. Chesterman）（2020：2453）的“模因”（meme）概念，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过八大翻译模因：翻译即重建；翻译即复制；翻译即竞争；翻译即创造……翻译即操纵；翻译即思维等。其中任一模因均反映出对翻译行为特定要素的关照，如“翻译即创造”的认识着眼于整体语言功能观——“语言被视为具有创造力，能够形塑客观世界和主观经验。语言即逻各斯……使用语言就是模仿神性的创造行为”（同上：3233），强调翻译的现实功能与影响，本雅明（W. Benjamin）对译者任务的阐述、韦努蒂（L. Venuti）提倡的抵抗式翻译策略以及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均衍生自该模因；又如“翻译即思维”围绕认知模因，聚焦译者的具体翻译过程，体现该模因的翻译理论与研究方法包括容佩特（R. Jumpelt）对影响译者选择的心理学因素的探讨、格特（Gutt）的翻译关联理论、有声思维报告式研究、眼动跟踪研究等。

知识翻译学提出“翻译是知识”的论断将凭借知识的丰富内涵打破不同理论视角关照下翻译研究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通过人类知识行为涉及的多元要素与多维指向建立起与翻译活动互为表里的相互指涉关系。知识和翻译都是人类复杂的话语实践，我们既可以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考察知识与翻译生成的条件相似性，也可以聚焦过程，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内容与相应的翻译策略相联系，如“忠实”“等值”观指导下的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递与经由创造性阐释生成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构等。可见，与知识产生联结后的知识翻译学有着广阔的理论空间与应用前景，一方面不断超越自身的传统疆域，成为“调节人类知识非对称状态的一个超学科领域”（李瑞林 2022：57）；另一方面则将译者素养、翻译批评标准、翻译认知过程、翻译史书写等广泛的研究对象统摄于一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自身的认识也是一种知识，知识翻译学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内产生的翻译观，尤其是中外翻译主张的互动、融合将促使知识翻译学在不断拓宽研究视域的同时牢牢把握住自身的核心与立足点，有助于夯实翻译研究的本体，避免出现“只有绝对开放的跨学科研究，没有相对封闭的本体研究”（同上：48），从而对其理论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

如上所述，知识的丰富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不同维度的翻译研究，但知识本身无限拓展的研究空间也存在着理论焦点模糊的风险。就目前知识翻译学的相关论述来看，尚未选择全面出击，而首先着力于建构翻译功能及其价值维度，尤其重视翻译在地方性知识萌发世界性意义过程中的巨大贡献。“知识翻译学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杨枫 2021a：2）。这段话中，论者以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阐明了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对话、转换正是知识翻译学的研究重点，其中涉及不同地域的认识主体对来源不同、内容有异的其他地方性知识的选择、加工以及改造，自然生发翻译的标准与世界性知识的具体内涵等多重问题——“选择”，即挑选什么样的知识内容来进行翻译，或者换句话说，地方性知识要经由翻译活动获得世界性意义，该地方性知识本身应具有被译介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判定又难逃译入、译出不同群体立场、目的的撕扯；“改造”则直接与翻译“忠实观”及相关论题紧密关联，改造什么？改造后的知识对象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最初的知识内容，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地方性经验的重新建构？这种翻译过程中的改造如果与其他知识行为类似，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那么，改造产生的知识如何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是否仍旧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进而触及“世界性”的判断条件，究竟着眼于知识传播的范围、知识杂糅的程度，还是知识获得的跨越地域的群体认同，抑或某种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围绕上述问题，知识翻译学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任何知识本质上都是以人类的经验、实验和实践活动产生的地方性知识，世界上不存在一开始就是普遍性的科学知识史，所谓知识的普遍性不过是知识的世界性理解、传递、使用和辩护，因此决定了知识的认识、评价、改变、阐释等建构功能”（杨枫 2021b：2）。“地方性知识通过翻译过程和行为呈现了知识变异性（variability）、联系性（connectivity）和互通性（intercommunication）的世界性特征，也就是以地方性为根本的各种知识之间的主体性辩护和理解、竞争和使用、传播和影响，在本质上标志着地方性知识的世界认同程度、态度、能力、水平等因素”（同上）。由此可见，世界性知识的意义更多偏重于经由翻译行为引发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对话、博弈的交互关系。借用哲学家卡尔·波普（K. Popper）的知识图式“P1→TT→EE→P2”，也即知识的获得起始于某个问题（P1），为解答这一问题，人们提出某种尝试性的理论或假设（TT，Tentative Theory），随后经历消除错误的过程（EE，Error Elimination），在经过严格的检验与批评后，一个新问题（P2）产生了，由此循环往复。其中的关键点“不在于一个理论能否被验证其真实性，而在于原则上它是否可以被证伪。因为没有哪种所谓的真实性验证是最终的”（切斯特曼 2020：18）。从知识翻译学的角度看，以文本信息或其他载体形式呈现的知识内容在翻译过程中经历变形、重组、再阐释等，正可视为身处不同客观语境中的人类群体立足自身有限经验的知识生产行为，有助于丰富与拓展人类对于特定对象事物的认知维度，是知识向真理的无限接近。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知识永远是不完整、有缺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不具有绝对真理的特殊性，任何群体的知识都不可能全面。人们要想克服自己对世界认知的片面性，就必须尽可能推动知识的流通和互补……而翻译就是实现知识流动的根本力量，没有翻译，就没有知识的跨语、跨域、跨族、跨类的汇聚、融合、更新、生长”（蓝红军 2022：38）。

站在全人类的宏观立场看待知识翻译活动，其整体意义不言自明；然而人类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差异隔膜、利益冲突客观存在，因此知识翻译（尤其是人文社科知识）的价值问题既是绝对意义上的，又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许钧（2009：200）曾提醒研究者注意翻译活动的负功能：“人们期待翻译为目的语语言与文化引入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思想，催育或丰富目的语文化，可历史上却往往出现过分‘归化’的翻译潮流，其结果是不时地造成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的‘溶血’；人们期待翻译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对话中，翻译有时竟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为解答以上问题，知识翻译学提出“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三大翻译生产原则，强调“知识的科学实践与社会建构的逻辑性、伦理性、与境性、平等性、美学性”应成为制约翻译行为的标准（杨枫 2021b：2），展现出鲜明的翻译批评立场与伦理态度。

“真”即指跨语言知识转移在知识事实层面的“名实符合度”（李瑞林 2022：55），不仅涉及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忠实”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后者，对知识翻译活动中知识再生、重构的边界问题进行规范和限制。根据知识翻译学的观点，翻译既然是“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杨枫 2021b：2）间的对话交流，交流双方各自的特质就不能在对话（翻译）过程中被抹杀，对“真”的追求保留了异质性因素，从而确保不同地方性知识在真正意义上的互鉴互通，产生于特定社会语境的知识本身才能够突破与生俱来的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公共财富”（同上）。“善”着眼于不同主体知识转移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李瑞林 2022：56），一方面呼应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目的原则，另一方面则从主体立场出发自然弥合了目的导向的伦理缺陷——不同译介主体的翻译目的各有不同，知识的跨语传播必然面临主体诉求之间的不一致，甚至冲突，由“善”出发的知识翻译行为既应明确并维护自身需求，亦不能无视对方的立场，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对话的交流关系。这种对“善”的关照需要我们重新站在全人类的宏观立场，理解并尊重不同主体差异，平等相待，协商调和各自的翻译目的，各取所需、求同存异，才能最终实现“维护文化多样性，减少知识非对称性……建设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同上：55）的翻译的终极价值。“美”强调翻译活动中所转移知识“对于目标社会的思想启迪性和生活建设性”（同上），是对知识翻译行为正向功能的肯定与追求，也是三大原则中最易把握的翻译批评标准。

“以美行文”将“以真求知”与“以善立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实践与经验获得的地域特征决定了知识的地方性，如上所述，“以真求知”是知识翻译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完全丧失自我特质的知识对象，但翻译活动中实际涉及的知识内容所具有的特质的多少却直接影响着地方性知识生成的世界性意义的大小，而这种世界性意义首先应基于不同地方性知识对目标语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即原本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内容通过翻译活动对处于另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人类实践活动带来了启示，从而在整体意义上拓展了人类知识的疆界。“真”是地方性知识自我身份的标识，没有“真”，则无从谈“美”。“以美行文”着眼于地方性知识传播对于目标社会的正向功能，直接源自知识翻译学对翻译活动正面价值的肯定，强调“目标社会”则有效规避了从源语社会的视角出发可能导致的文化殖民倾向。“以善立义”关注翻译活动的目的以及翻译过程中译入译出双方的相处之道，旨在对翻译目的与翻译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以美行文”考察的则是翻译结果，在相互尊重各自译介动机的前提下产生的知识翻译行为自然会惠及双方，哪怕实际产生的影响与最初翻译目的之间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恰好彰显出地方性知识中潜在的尚未被察觉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特异性内容，以及地方性知识在突破地域限制，成为世界公共财富方面具有的无限可能性。

3. 结语

知识翻译学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思谕 2022），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该理论话语一方面着眼于中国悠久历史进程中，特别是近现代百余年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各领域知识翻译行为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积极回应时代需求，有效契合了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对翻译功能的倚重和强调，展现出充分肯定翻译活动正面价值的理论立场。与此同时，借助对翻译与知识互为指涉关系的探讨，知识翻译学成功打破了翻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隐性边界，将其中涉及的诸多研究要素统摄于一个主题之下，并跨越地域限制，放眼人类整体，以宏大的理论视角，从中国经验出发进而关照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知识翻译学提出“真”“善”“美”的翻译批评标准，在“忠实”“等值”“文学性”等传统批评活动考察维度的基础上，突破过往翻译批评对译入/译出语社会的单方面关注，追求知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国际交往行为应具备的译入/译出双方平等互利的原则，极大拓展了交互性这一翻译行为本质特征的内涵。这一全新的翻译批评标准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翻译批评朝向更加宏观、动态与整体性的方向发展。知识翻译学理论视野开阔，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譬如对知识的定义与描述、知识传播行为的正向/反向功能等，也必须置于人类社会的宏观语境下进行解读，这就赋予了该新兴理论话语前所未有的文化理论品格。

来源：当代外语研究

作者：袁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