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简介

柳岸，本名王相勤，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期高研班学员、河南作协理事、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周口市文学艺术院院长。出版作品：小说集《红月亮》《八张脸》《燃烧的木头人》，长篇小说《浮生》、《我干娘柳司令》、“春秋名姝”系列历史长篇小说《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西施传》。《燃烧的木头人》获河南省文艺成果奖。《我干娘柳司令》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河南省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浮生》获2013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杜甫文学奖、河南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公子桃花》获“中原人文精品工程——文艺精品”重点项目。

柳岸主要作品目录

《燃烧的木头人》 （小说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八张脸》（小说集）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红月亮》（小说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我干娘柳司令》（长篇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

《浮生》（长篇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4 月版；

《公子桃花》（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文姜传》（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出版社 2020年7 月版；

《夏姬传》（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

《西施传》（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春秋名姝”系列是我历经十年完成的四部历史小说，以春秋时期的四大名姝为主要人物，串起春秋时期近三百年的历史。十年，我游走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有诸多感怀。

我觉得历史小说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历史性、文学性、时代性、思想性。

首先是历史性，或者叫史实性，这是历史小说最基础的东西，也是它主要价值的体现。要实现历史小说最大的史实性，写作者必须做足两个方面的功课。

一是史料的占有，要全面、详细、广泛，越多越好。历史小说，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物传记，故而必须把人物所处时代的所有史料，甚至一些野史传说，相关传记等，都要有所了解。我在写“春秋名姝”系列第一部《公子桃花》的时候，一计划写作前觉得很轻松，查了一段时间资料，就开始动手了，结果面对电脑，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先秦的史料很少，特别是春秋时期，都是零零散散的碎片，仅靠查阅一些资料，感觉无从下手。我只好重新开始研读史料，从《春秋》三传开始，而后《国语》《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春秋史》《史记》《东周列国志》《一本书读懂春秋》，《渚宫旧事》《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帛书《春秋事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包括各诸侯国史如《陈国史》《楚国史》《齐国史》《晋国史》等等，但凡发现有关春秋时期的书，我都会查阅。还有一些传记类，比如《烈女传》、日本作家宫城谷昌光写《夏姬情史》清代的艳情小说《株林野史》等等。拥有了这些资料，才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所谓的了解，不仅仅是对几个事件、几个人物的了解，而是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对文化背景的把握，包括规制、礼仪、政体、地理、风物、人物称谓、官职设置、姓氏文化等等全面的把握。

二是走访，对史实的把握除了文字资料的占用外，还必要有走访。走访是对史料在场化、丰满化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走访，史料对于写作者，只是死的文字符号。而走访，可以使史料再生、复活、丰盈。“春秋名姝”系列中四位女主的生活轨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我也循着她们的足迹，走过山山水水。文姜是齐国女公子，鲁国君夫人，生活轨迹是齐、鲁，属于东北。写《文姜传》时我去了临淄，到了传说中的淄河，才知道临淄的来历。我从临淄追踪到曲阜，拿着曲阜的古城发掘图，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绕着老城墙转了一圈，城门、护城河、进出水道，了然于心。从临淄到曲阜，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了齐、鲁文化的差异。临淄的开放与创新以及焕发出来的活力，同曲阜的拘谨与内敛以及呈现出的守制，有着鲜明的对比。息妫是陈国女公子、息国君夫人、楚文王夫人。她的生活轨迹是陈、息、蔡、楚，由中原到南方。写《公子桃花》也就是《息妫传》时，我去了息县、上蔡、荆州、武汉、黄陂。去了荆州的纪南城遗址，感知了楚文王迁都郢都的豪迈，古郢都城的布局，河流、道路、城门等等都清清楚楚。对郢都有了感性的认识，作品才能有立体的呈现。荆州走访中，我发现在郊区有许多桃林，由此想到息妫“桃花夫人”的名号，我想也许种桃习俗承传上古。夏姬是郑国女公子，陈司马孺人，后嫁楚大夫屈巫。她的轨迹从晋到郑、陈、楚，再回到晋，由西部到了中原然后又到了南方，最后回到西部。写《夏姬传》时我去了新郑，知道古郑国有春浴节，这一天郑国的男男女女手持芍药，到溱水洧水边相会。所以才有夏姬与屈巫邂逅春浴节的情节。而后去了柘城，探访夏姬的归终。西施是越国鬻薪氏之女，吴王妾妃。她的生活轨迹是东南吴越。写《西施传》时我踏上吴越之旅，先去了绍兴，看了越城，知道越城有大小越城之分，小越城所有房屋都是反方向，表面上是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的臣服，实际上是越王激励自己复仇的决心。我们所知道的勾践卧薪尝胆，那只是他故事的冰山一角。而后到绍兴博物馆、会稽山、美人宫遗址公园、诸暨苎萝山、金鸡山。从绍兴到了无锡的吴国旧都梅里，又从无锡一路辗转到苏州，随后扎营苏州。我沿着吴城走了一圈，看到古城墙和古城门，偶遇伍子塑像和他开挖的胥河。而后，去虎丘看了阖闾墓；去灵岩山看了夫差为西施建的馆娃宫、响屧廊；去高景山看了越王勾践养马的白马涧；去穹窿山看了孙武子写兵书之处；还有一代霸主吴王夫差自刎之地——阳山。从苏州转而到了上海，拜访了注疏《吴越春秋》的张觉老师。吴越之行，将近一个月。回来之后，我又到淅川，看看是怎样的风水，养育出了范蠡这样的人物。从淅川回来，去了范蠡隐居之地山东的肥城。但凡作品牵涉到重要都城、战略重地，主要人物生活的轨迹，我基本走完。走访，得到的不但是在场感，还有地域文化风情的感受。虽然在历史沧桑中，有些古迹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只要存在过，总会留下印记，总会有所传承，总会感受到它的气息。

其二是文学性，这是作品生命力的体现，关乎着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广传性。

历史小说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复活，传记小说的人物书写与纯粹的小说人物塑造不同。因为历史人物的命运已经基本确定，善恶忠奸，都摆在那儿。作者只能围绕着史实去写人物，把所有关于人物的史料都铺展开来，为复活这个人物做铺垫。不管人性多么复杂，人类的价值观的尺度大体一样，向善、向好、向美、向上，所以不能颠倒黑白，把恶人写成好人。即便是写人物的复杂性，也只能说恶人身上有温暖的一面，而好人会有缺点毛病甚至间或的邪恶。细小末节可以想象、虚构，而主干不能颠覆。所以，传记体小说写人物，是写人物成长、命运形成的过程。复活的人物，让当下人感觉是有血有肉的，有爱有恨，有喜怒哀乐，性格丰满，面孔鲜活，他（她）不再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而且能够走进读者内心活着的生命。只是他活在他的时代，而非当下。

二是故事还原。因为传记体小说中的大事件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史料往往是纲领性记载，零零散散的碎片，并未详细记载事件的起因、过程，只记其结果。作者需要对故事发生的原因要进行探寻，对事件发生的详细过程，以及趋势走向、对后来的影响等等，都要有明了的交代。作为历史小说，要把一件一件看似毫无联系的事件，串起来，串成线索，成为作品架构，形成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

三是小说元素的体现，有两大块：一块是史料之外的补充。没有史料记载的地方，是我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靠想象来补充史料的空白，这也是文学性的最好体现。但想象也是不能超越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另一块是细节的虚构，这也是传记体小说最具文学性的考量，体现一个作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历史小说所有细节都是靠想象，因为当下人都没有亲历过那样的生活。细节的想象，可以增加作品的丰满度，真实感，趣味性。

四是遵循时代语境。历史小说的创作，讲究时代语境，这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我写“春秋名姝”系列，基本是短语，还有一些文言。主要是受先秦史料文风的影响。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都是惜字如金。一句话就是一件大事，一个字有可能是一个故事。所以，训练文字简洁，是我的功课，也是文本的要求。还有，写人物对话，要贴近时代。那个时代没有出现的成语、包括字、词、句，在人物对话中要避免出现。一些称谓，一些官职，一些特指的名词，是不能改变的。比如，春秋时期没有“你、我、他”这些人称代词，至少对话中不能出现。当时人物对话，出现“我”这个字，要用自己的名代替，而不能称字，因为字是别人称自己的，自称只能称名，以示谦虚。而“你”这个字，一般称“子”，就是先生，或者称官职、身份。“他”这个字，一般称此人的字，或者名和字加一起称呼、或者身份加名、职业加名、官职加名等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语境，有时候会觉得别扭，但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把读者带入时代。

其三历史小说的时代性，也就是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时代特征主要是指一个时代的主体性、标志性的文化特征。比如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称霸，五霸横空出世，这是其显著的特征。战国时期规制礼乐荒废，灭国吞并，革新纷纷，七雄迅速崛起，各国诸侯称王。所以，每一时期，或者每一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看就知道是这个时代的故事。时代特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时代的价值取向，即一个时代所崇尚的或者所摒弃的东西。不同地域、不同人物，因为价值取向不同而有所差异。春秋时期的君子、战国时期的侠客等，都是时代价值取向所造就的。还有，时代的生存环境、服装服饰、风物人情，礼仪规制等等，都有鲜明的特征。时代特征就是作品所处时代的标签。

其四历史小说的思想性。思想性源于历史观，作者的历史观决定着作品的厚度和深度。正确的历史观是作品的灵魂所在，不会为某些言论或者资料所左右。作为写作者，首先要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存在，才会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比如春秋时期的，了解了那个时期的文化背景，知道它的社会生态，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比如夏姬这个人物，《左传》里把她说得极其不祥。而后的《烈女传》也是如此宣扬她为红颜祸水。那么她为什么会有那些故事呢？夏姬是春秋中早期的郑国人，郑国音乐被视为“郑风淫”。郑国为何会出现“郑风淫”？这是地理、文化所造就的。郑国地处中原，是强国争霸之所在，战事频发，被打来打去，商业又很发达，就没什么节气可言。这是夏姬生长的环境，而她的时代，不但没有孔子的儒家思想，而且还存在着媵妾制，即姐姐出嫁妹妹陪嫁。一个诸侯国嫁女，三个同姓诸侯国送陪嫁的女子。女人的命运自己根本无法左右，包括爱恨情仇，都是身不由己。而所谓她的不祥，都是指她的婚恋，以及和她交集的这些人物的命运。她所经历的联姻下嫁、君臣私通、赐婚争抢，都是别人强加给她的。一个在君权夫权下的女子，真的能够灭掉一个国家吗？都是后人按照自己时代的伦理去匡正她。夏姬真的很淫荡吗？看看春秋时期那些故事就知道了，鲁国是个循礼的国家，鲁惠公照样纳了自己的儿媳妇立为夫人。文姜的姐姐宣姜，先嫁给了卫太子伋，被太子伋的父亲卫宣公纳入后宫立为夫人，卫宣公死后，宣姜又嫁给了卫宣公的儿子公子硕。是不是很乱？楚国也一样啊，伍子胥复仇，起因是楚平王纳了儿媳妇而引发的。宋国的宋襄公夫人，竟然要私通孙子，因为他长得好看。而后，她支持这个孙子做了国君，就是宋文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决定着人物命运。所以，古代的一些故事和人物，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理解。历史观的另一种体现，就是因果互应的规律。昨天是今天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有传承的，有因果的。看是偶然的事儿，都有必然在里面。每一件大事件的发生，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是有因果在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果，真正的因是看不到的。而传记体小说的要把隐藏的因，揉进铺垫中，不知不觉地呈现出来。要让读者感受到这个因存在，而不是突兀地呈现一个果。大的历史观，其实也是一种精粹文化的传承，从古到今，客观规律不会变，人性不会变，故事的核不会变，历史观照当下，当下反观历史，实质都是一样的。比如民本思想，从上古到当今，历朝历代的明君，都会遵循“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理念，爱民、重民、贵民等等。四是以史为鉴，我们一定要把“鉴”呈现出来。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悟到了什么？这是写历史小说的作者，要自我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己想清楚了，才有清晰明了的表达。

历史是文学的给养，文学是历史的传承。历史小说是历史性与文学性有机融合。从整体上看，历史是作品的骨骼，文学是血肉，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两者完美的融合。因此，历史小说比起纯粹的历史，更加灵活，更加轻盈，更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比起纯粹的小说，更具有史料价值，警喻意义，彰显出以史为鉴的独有魅力。拙作“春秋名姝”系列《文姜传》《公子桃花》（息妫传）《夏姬传》《西施传》中四位女主的生卒年份，刚好搭茬铺满整个春秋时期，“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 如果想了解春秋那段历史文化，而不是精细研究的话， “春秋名姝”基本可以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