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6日，得悉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去世，非子即给黑的马命题作文“告别老傅”。他后来在文中解释说：

“用了这个如此平淡的题目，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与我二十六年前……发表的报界第一篇傅老印象记相呼应，那篇弱冠习作题目是《老傅其人》。”

并说，“当初与傅老师见面聊天后就约我写他的印象记的非子嘱我在这个特殊时刻回忆我与傅老交往的点滴。如同二十六年前一样，我欣然从命，但这次却是无可奈何地‘告别老傅’，为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做个终结。”

黑的马这里说到了“友谊”，令我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十分感慨。回想起来，我与黑的马之友谊，以至成为“乌合之友”，老傅还有“搭桥”之功……

能出版《文学第一线》这本名人特写集，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傅惟慈。我们私下里都称他傅老师或像他的洋女婿那样称他老傅。我写他的第一篇专访的题目就是《老傅其人》。那是非子第一个约我写的人物专访，从此就一路专访而不可收。高立志也正是看了写老傅的专访，才要我整理大部分专访文章出集子。

1988年秋我们在桂林开外国文学出版会议，期间老傅的谈吐和处世态度触动了非子的某根神经，看我是老傅的小朋友，就马上约我回北京后写篇老傅的特写。傅惟慈的地位和品位决定了我从此不能降低标准，每写一篇、每采访一个人都必须有所长进。傅老宽容，大度，让我撒欢般地写他，为我的名人专访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为什么是他？说来话长了。

1988年春上我去设在慕尼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青年图书馆开会并做短期访问学者，由对方负担一切经费。图书馆经费有限，就把我安排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宿舍居住。虽说是学生宿舍，但条件很好，都是单间，提供铺盖，有公用厨房、冰箱和洗澡间，卧室内还设一个有冷热水的洗脸盆，楼内和室内卫生有专门的清洁工做。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国外的学生宿舍是这个样子，完全像自助旅馆。我在那里感觉像个留学生一样，生活得很开心，在厨房里做饭时还能和各国留学生聊天并因此结识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她的母亲居然是我的保定老乡！世界真是太小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竟然是在德国认识的，还是我老乡随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后生的孩子，她知道我是她母亲的小老乡后也倍感亲切，完全忘了那个时候大陆和台湾关系还很紧张，公然和我来往，不怕其他国民党员的台湾同学告她的状。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没有戒心。

世界就是这么小：我偶然发现这学生宿舍楼里还住着一位瘦高个儿的白发老先生，瘦得像一幅剪影，每天登着自行车行色匆匆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陆来的。一个大陆老学者住在学生宿舍里，他是干吗的呢？我很好奇。就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传达室里打电话，发现桌上玻璃板下一大张本宿舍楼居民的名单和对应的房间号，其中几个中国人的拼音名字最显眼，一个个看下去，居然发现了FU WEICI这个名字，我马上联想到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

我立即感到我有事做了，因为我那几天正挑灯夜战，每天下班回来都在宿舍里写着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写的是中国留德学生的现状和故事，这个题材在当时算是冷门，因为留德的学生人数尚未成气候，去西德留学似乎很难，所以还没人写他们，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他们，所以这开先河的事就历史地落在我肩上了。而我发现这里还夹杂着一个大翻译家，便更觉得有故事了。如果这个人真是大翻译家傅惟慈，那他来德国干什么？是不是像遇罗锦那样是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德国的？要不就是公派访问德国滞留不归，生活落魄，才住到学生宿舍里来的。总之，我联想到的都是负面故事，像私人侦探发现了猎物般兴奋。

于是，我敲响了他的宿舍门。开门的还真是我看见过的那个白头老人，他说他就是那个翻译家傅惟慈，不过他不是流亡，也不是公派出访的“叛逃者”，生活也不落魄，他是在慕尼黑大学教中文课的老师，为了省点钱，才住在学生宿舍的，他单身一人，没有必要花高房租住公寓，省下钱来可以满欧洲旅游，再买一台他早就想摆弄一下的莱卡相机什么的。

我居心不良的猜测全落了空，没挖到负面新闻，却和老傅交上了朋友，我当时在出版社工作，认识很多翻译家和学者，他们也是老傅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晚上我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正好和离开北京几年的他聊天。世界就是这么小。

当然，我还经常在他那里蹭饭。我从郊外的图书馆回城里，要转两次汽车和地铁，因此每次回来都很晚，老傅说你一个人那么晚还做什么饭，我顺手多做点就够你吃的了。于是我常晚上到他宿舍吃他“多做出来的”饭，他早就吃过了，就在一旁和我说话。我每次都风扫残云，将半锅米饭和碗里的炒菜全吃掉，形同饿狼，以至于老傅忍不住说“看不出来你这么能吃”。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生活，居然能经常吃到地道的中餐，还是这么一个大翻译家做的，实在是幸福。

我们那些天几乎总在谈国内的事，好像出了门就是西单、东四，坐上车就可以去我们熟悉的朋友家谈天。唉，我们感叹，咱们这样的人，在外国待不长的，回去也没什么用，真是，哈哈。

四月天儿里，寒雨绵绵，阴冷潮湿，但宿舍里开着暖气，德国的学生宿舍一年里都供暖气，只要温度降到某个刻度，就供暖，因此屋里温暖如春。傅老师特别告诉我那天晚上电视上播放《日瓦戈医生》，让我一定到他屋里去看。好像这本小说那时刚刚在国内出版，在反自由化的时候差点被禁止销售了。我们斜靠在床上看电视剧，电视机是十四英寸的那种，但是彩色的，那时国内彩电还是稀有货，要外汇和出国指标才能买。傅老师说：这种南朝鲜的彩色电视在西德才二百多马克一台，极便宜，可咱们国内却要卖好几千，还要出国额度，这穷日子过的。行了，你这次回去可以给家里买个彩电了。于是我就憧憬起回国后把大彩电带回家的幸福场景。电视剧对白是德文的，我一句也不懂，听傅先生偶尔翻译一二句给我听。依稀只记得风雪弥漫中奏响着凄惶的乐曲，一对情人的表演叫人欲哭无泪。

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待那么久，而且是在一个非英语国家，因为有了老傅，我才没有感到孤独。不知怎的，一想起他来，那张沧桑的脸，那抑扬顿挫略带尖利的北京老头的京腔京韵、那种旗人遗少才有的愤世嫉俗与刻薄，总与日瓦戈和拉拉之间那凄迷的浪漫画面交织一起。

我不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难忍难熬的日子，老头是怎么过来的，大概不会那么愉快吧！记得有一回同他闲聊，谈到另一位命运坎坷的大翻译家董乐山（他俩是好友），傅老说：“我同老董这类人真应了英国一句成语：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方枘圆凿)，同环境总是格格不入。英文这句成语很有意思，也可以反过来说‘round peg in a square hole’，意思一样，在哪儿活着都不合槽。”我懂得像傅老这些人，凡人的欲望在他们身上似乎更强烈些，所以总感到压抑，总想找个发泄的地方。或许他埋头吭吭哧哧地翻译大部头外国作家作品就是一种宣泄吧。

年轻的时候他做过作家的梦，玩命儿写过一阵子，但后来他发现以这激情和这干劲儿干点别的似更合适，于是他及时地退出了通往作家的窄梯子，转向更广阔的人生。少年壮志，一腔子热血，他只身奔赴抗日阵营，先在后方大学读了一年多书，其后日本鬼子逼近，书读不成，就奋而当了“国军”，再后来又在美国援华的一支小分队当翻译。要不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扔得早了两天，也许后来他翻译的几部德国小说出版社就要另请高明了。解放前，他一度思想激进，还被吸收进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一段稀里糊涂的历史，在那些严酷的年代叫他成了可疑人物，文革前夕，老傅连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好好一个大才子面临着销声匿迹的下场，有如一位名角儿面临着被挤下大台的惨境。

他不得不服，那年头谁敢不服？但他终于没有沉沦，他玩起“文字游戏”来，一口气译出了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两人的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全由国内最权威的出版社出版。这以后又译了毛姆、毕希纳和格林等人的名著。于是我们的译坛上有了这样一个闪光的人物，在德国文学和英美文学方面他都是权威，这种跨越两种语言文学的人才还是很少的。

他译书颇为勤劳。同时还扶植、帮助了一批青年译者，其中有人已得了翻译“彩虹奖”，他该欣慰了吧？

不，他不。他乃是个“墙外香”的人。学了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外文，却没见过外国什么模样，好不容易有机会去德国教书、研究，中途又被招回，招回他的人却说不出招回的理由，还是怀疑！后来他学乖了。过了两年又有英国一所大学聘请他去任教，单位的人仍然找他的麻烦，他索性办了退休手续（虽然还不到年龄）。就这样，他以探亲名义，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相继教了课，而且在欧罗巴浪荡了不少地方。我同他初次相遇，就是他在慕尼黑任课期间。

可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无法忍受孤独！

他有着极广泛的兴趣，音乐是一大享受，他收藏了各类磁带和激光唱片，一听就把世界忘却。他喜爱现代派的诗，北京的“后崛起”派诗人们常往他家跑。他也爱凑热闹，跟这一帮子人混到一块儿，大有返老还童之感。

“口衔银匙降生”的傅惟慈注定一生多舛、抑郁犬儒。我惊异于他对晚辈的慈爱和对侪辈的尖刻是那样须臾变化于谈锋之上，我懂得那是岁月蹭蹬使然。一个正直无瑕而不乏浪漫激情的知识青年，不谙权术、睥睨悠谬，只有躲进外国名著中物与神游，陶然忘机，清灯寒夜中走过青春，不知老之将至，就退了休。正因为译书是一种活法，他对其中甘苦视之自然，也未曾想以此登龙晋身，便以平常心安之若素，默默耕耘。得知某译家得某奖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感到不解。因为他自己虽然在五十年代初就跻身文学翻译队伍，但从未把出几本翻译作品当作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贬低一点说，翻译只不过是玩玩两种文字的对比，排列游戏而已，”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但我没料到的是，他居然宣称要与翻译告别。他在《随笔》上撰文称：“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我希望这只是他一时愤激之言，因为事实证明，近几年他还不断有译著出版，只不过没有再翻译大部头作品而已。有一个原因他没写，那就是出版界对译者的苛刻。很多出版者像收购废品似地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几乎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总有人在试图如此这般收购老傅，老傅总以“敬谢不敏”回绝，理由是“老了”。我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人用千字二十五元的高价限冯亦先生几天内为某丛书写万字的序呢。冯先生也“敬谢不敏”了。老傅便像遇上难友那样哧哧笑二声，道：“还有人敢欺负冯亦代！”

不搞文字转换、对比游戏，老傅还有不少别的游戏可做。除了四处浪游、按动相机快门外，他又重拾少年时代一种玩法——收集世界各国硬币。他自嘲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旅英起，就“一头钻进钱眼儿”里不克自拔。

冬日的午后，老傅沐在阳光中玩弄他收藏的钱币，依旧陶然，一脸的皱纹童贞相儿。“你看这块硬币，是德国战败后物价飞涨时造的，1923年底，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极端，这枚币面值一万亿，实际价值不过1/4美元，买不了两盒烟。”

他递我一张新名片，上书Numismatist，钱币收藏家（或钱币商）。嘿嘿一笑，自称“收集癖患者”。他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如同魔鬼！”

“钩深求索远，到老如狂痴”。老傅说玩上洋钱后，几乎四大皆空。傅伯母夸他好伺候了，不再像小孩子样挑食，吃什么都一个味儿。

短短几年，傅惟慈收藏世界硬币，已有了一定名气，他开始在京城专业杂志上发表考证论文，在各大报上“漫话”世界硬币积藏与研究，俨然成师。

这样很洒脱，他说。他好旅游，当初在欧洲时就靠着教书挣的钱游遍欧洲，拍了很多很专业的风景照，如同油画般美丽。春秋两季，熏风遍野清风月白时节，傅惟慈便告别老伴儿，天南地北地逛去。客家土楼、歙县牌坊、枫桥渔舟，一路走一路拍照。冬夏二季，他又回到他那雅致的古屋小院，与老伴团聚，两老无猜地谈天说地过小日子。大部分时间则摆弄摩挲洋泉于股掌，那二百余国的古今硬币、千万财富，一会儿载他去了非洲草原，一会儿晋见大神宙斯，一会儿与索马里灾民同饮一碗救济粥……这个老傅啊！

他在北京平安里宝产胡同的那座舒适小院令很多朋友流连忘返，院门是那种传统小户人家的“鹰不落”小木头门，门的宽度刚够贴两幅过年的对子，挂着铃铛，一推门小铃铛就叮当作响，很喜庆，院子里搭着花架子，爬满了金银花，满院飘香，喝着茶时，偶尔会有金银花瓣落在杯子里。这小院老傅住了一辈子了，但听说可能会被拆了盖大楼，为此他十分担心。那天聚会时，客人中有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政协委员叶廷芳先生，老傅就很哀伤地对他说：老叶啊，你是委员，帮我们呼吁呼吁吧，让他们别拆这胡同儿，我还想死在这儿呢！说得老叶无言以对，自顾叹气。北京全城都在拆，老四合院和老街区能完整保留多少、保留哪一片，让这些老居民们都担着一份心，惴惴地过日子。但至少目前老傅家的宝产胡同一带还列在整片保护范围内，尽管街对面已经拆得爆土扬场，还起了寒光闪闪的大厦，那是所谓的寸土寸金之地，开发商看见这些胡同眼就冒血。赵萝蕤家的四合院比傅家的小院要历史悠久多了、考究多了，还是被强行拆除，但愿我们的老傅别在晚年遭这一劫，上帝保佑我们的老傅吧，他真是个好人，我总觉得他就像日瓦格医生。我曾逗他说他早晚会成为我小说里的原型，有时去看他都会说“我看原型来了”，他说你有本事就写，就怕你写不出来。在没有把他写进小说之前，我就先写真人吧。

（根据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两篇特写改写，重要史实经传主本人改定。）

关于老傅的小院，黑马在《告别老傅》中这样写道：

……他终于是一直终老在他的祖宅里的，满足了他的一个最后的愿望。那年他在我们聚会时呼吁在座的某位德语界政协委员说：你要替我们呼吁呀，别拆我们这片老街道老房子，我还想死在这儿呢。那最后一句话音不是祈求，而是像《茶馆》里的那种无所谓又倔强傲气的北京大爷口吻。他如愿了，那里成了老城保护区，不会拆了，老平房也煤改电了，冬天取暖用了新式的电暖器，不用烧煤了。老爷子过了几年没有煤灰的好日子，终于是“死在这儿”了，功德圆满，福寿全归，大智慧、平常心的傅惟慈大爷平安地从平安里走了。

作者：黑马

转自：翻译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