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生命时报，作者生命时报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安宁疗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路桂军教授

生命时报记者 高阳

每个人都有“叶落归根”的那一刻。当生命走到尽头，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无力回天，让患者免除过多痛苦，与这个世界温暖告别，这就是安宁疗护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本版邀请国内安宁疗护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介绍该领域十几年来的变化。

从讳莫如深到舆论关注，人们对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需求迫切；从学习国外到自我提升，我国安宁疗护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从守护生命到灵魂摆渡，越来越多的医者走上了探索安宁疗护之路。近十年来，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目标，我国加快推动安宁疗护相关服务的发展，让患者更舒适、安详、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

不再讳谈死亡

回顾十几年前，路桂军颇为感慨：“当时，我们还在观望发达国家，考察我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安宁疗护模式，即便在我国大城市，安宁疗护也是缺失的。”曾有患者问了他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医生，我到了这个阶段（疾病终末期），好多医院都以‘没有治疗价值’拒收我，我就想问问什么是‘治疗价值’，我如此痛苦，多个脏器都出现了问题，怎么就没有治疗价值了？！”

面对这样的发问，路桂军局促不安，不知该怎么回答。路桂军回忆当时，国内安宁疗护几乎一片空白，没有医学院课程，未形成专科，没有人受过专业培训，只是一些有人文精神的医生护士凭情怀在做，相关从业者也都陷入彷徨迷茫之中。

如今，安宁疗护从无到有，方向也更加明确。路桂军介绍，现在疾病发展到终末期阶段的患者，可以顺利进入安宁疗护专科治疗，不再会陷入各科拒收的尴尬境地。安宁疗护不仅可以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最重要的是，关注临终患者有没有痛苦、有没有尊严，在照护上讲究“三安”：逝者安详，生者安宁，环境平安顺遂。

路桂军认为，临床医学发展至今，不能只是生物科技的进步，仅看到“人的病”，而忽视了“病的人”，必须重视把人文融入安宁疗护的医疗体系。在患病早期，医学科技可以为生命凭添时日；到了疾病末期，人文关怀又为时日不多的生命寻找到意义；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减少痛苦和不适，让患者舒适、安祥、有尊严地离去。

路桂军见证着国内安宁疗护的发展，也切身地感受着这种变化。十几年前的清明节，路桂军曾在某三甲医院举办了一场关于“善终”的讲座，结果只来了三五个听众，“医生不听，患者不听，家属也不听，仿佛走进善终课堂，就会把死亡招来。在朋友圈分享一篇死亡相关的文章，甚至都会被误会是不是想不开了。”

如今，路桂军的同行、患者、家人、朋友都会主动关注和分享这类信息。公众对死亡不再避而不谈，甚至有了多样化的需求。路桂军发现，大多数患者临终排在前四位的心理诉求是：1.死亡是一个怎样的过程；2.我可以死，但我不要痛苦地死；3.我可以死，但我希望有尊严地死；4.我可以死，但我不希望孤独地死。“以上这些话题，放在十年前，都没有沟通的空间，更没有人来回应。”路桂军说，“现在只要病人提出来，安宁疗护都可以给予倾听和陪伴。在这里，生命的全周期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写入国家健康规划纲要

为推动安宁疗护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具有转折和开拓意义的政策。在路桂军看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国内安宁疗护迎来了两大发展机遇期。

第一阶段从1994年至2014年，初步明确了什么机构可以开展安宁疗护服务。2015年至今，安宁疗护开始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2015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对临终关怀工作进行了部署与要求，并增设老年养护、临终关怀病床。

2016年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安宁疗护”一词首次被写入其中。纲要确定了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明确了安宁疗护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时间。”路桂军介绍，安宁疗护主要面向疾病无法治愈的终末期病人，患活动性、进行性、愈后有限的晚期疾病患者。服务时间上，广义临终阶段是指住院90天以内，居家180天以内，狭义是指濒死状态小于72小时或数小时。

据统计，到2020年，我国设有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科的医院有510 家。截至2020年底，上海16个区均开展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有273家医疗机构设置临终关怀科。到2021年底，北京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有95家，床位较2016年增加28%，共建成医养结合机构205家。

“我国安宁疗护需要什么样的模式，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路桂军表示，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多样、发展不平衡，不太可能有统一的模式。经过探索，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形成各具特色的安宁疗护服务模式。

自2019年起，清华长庚多方探索，形成了特需安宁、医保安宁、日间安宁、安宁共照、医联体安宁、居家安宁等多层次的照护体系。在路桂军看来，在诸多模式中，医联体模式更适合我国目前的医疗环境，“三甲医院和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联动，双方可以上下转诊，同时满足患者的治疗性需求和安宁照护需求。”不仅如此，安宁疗护的视角也从单一学科转向多学科、跨学科合作。

近年来，我国生命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建言，各地出台行动方案，将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中小学校园。2000年，广州大学开设了生死课。如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也开设了类似选修课程，全社会对于生死教育的关注，让安宁疗护的发展有了更加健康的未来。“医院对这方面的反馈最为明显。”路桂军介绍，以往涉及患者死亡的科室都是医疗纠纷重灾区，而今，安宁疗护中心成了收到锦旗最多的科室，这意味着安宁疗护正在发挥巨大作用。

近年来，我国不少二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院和养老院已经开展带有安宁疗护性质的服务。目前，上海全市已有7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肿瘤晚期患者提供居家和住院相结合的舒缓疗护服务。

诸多问题须破解

调查显示，安宁疗护机构占我国医疗机构总数的比例不足1%，床位利用率也只有25%左右。目前，全国70个试点地区，平均每个试点地区拥有安宁疗护团队318人，每万常住人口拥有0.65人，安宁疗护心理师、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占比仅1.67%、3.24%、44.58%。 

路桂军表示，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我国安宁疗护做得还不充足，范围覆盖不够广，服务层次也不够丰富。各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地开展很好，但很多城市还没开展，探索步调不一致。从法律层面来讲，相关医疗行为尚存在较大的法律、情理、伦理等争议。今年，深圳率先在全国实现“生前预嘱立法”，尊重病人的不抢救意愿。这是一个“破冰之旅”，安宁疗护学界备感欣慰，这说明全社会开始深入探讨并规范争议之处。

我国老龄化正在加深，未来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智慧老龄化、有尊严地离开，做好生命尽头的保障，成为人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路桂军相信，随着国家的政策主导和理念提升，安宁疗护事业会越来越好。他建议，政府把安宁疗护作为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统一规划，加大对医生、护士、医卫社工、临床药师安宁疗护理念和业务的培训，为安宁疗护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和人才。

“生死教育是安宁疗护的基础，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生死，安宁疗护就无从谈起。”路桂军认为，这要从娃娃做起，希望每个人走到生命尽头，都是有认识、有准备的，而不是临时抱佛脚补上生死教育一课，这样，我国安宁疗护事业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