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晴

这几天，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还是“斯人”的话题持续火热。“斯人”“是人”，谁对谁错？

坚持“是人”者认为，人教版多版教材都是“是人”，古籍中也有记载。坚持“斯人”者认为，不能简单以人教版教材为依据就说“斯人”用法错误，有3个版本的出版社教材用的就是“斯人”。“斯人”在古文古诗词中出现不少，况且二者意思相同。

事实上，对流传已久的经典文本“找茬”，已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论，这背后其实是语言文字的流变现象。古诗文的字句、读音、语义不仅会因为考古的最新发现而变化，还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

如“司母戊鼎”在考古研究不断深入后改为“后母戊鼎”；我们背唐诗，脱口而出一定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但翻开古籍，书中写的却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语言文字并非静止不动，在使用变化中才愈发生机勃勃，更何况无论是“斯人”还是“是人”，“两只”还是“两个”，意思都没有太大区别，个别用词不同既不影响理解孟子这句话蕴含的深意，也不影响我们欣赏杜甫诗句表达的意境和审美意趣。

不是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经典，都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有不同版本的差别和争议很正常，更何况有的字词使用还会“将错就错”。比如，《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本意是比喻事物繁荣兴盛，被误写为“逃之夭夭”后，今天使用时就变成了形容逃跑得无影无踪。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中参与了文化变迁的投票。

大众对于经典作品的“较真”“找茬”，既反映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崇尚热爱，其实也更有利于语言文化保持旺盛的活力。文学经典是为了应用，而非背诵，了解参与到“较真”“找茬”的过程中，本身也是一种学习，是对语言文字生命力非常直观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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