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P129—P130

作者：石英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摘自《人文杂志》2022年4期，刘翔英摘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秉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理论困境，困境的症结在于“科学性”与“人文性”难以兼容。然而科学技术史表明，诞生于“人文”土壤的“科学”，其自身发展正愈益展现出向“人文”融合回归的趋势。应当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和本质，走出“重数轻人”的分析思维范式，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倡导“双重性格”融合互补的质性社会学。

1． 走出“重数轻人”的分析思维范式

诞生于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社会学深深打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烙印。粗略考察恢复重建40余年来中国社会学教材建设、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状况，“科学的”量化研究始终占据主流地位。教材或参考书将社会研究方法概括为一个逻辑模型——“科学环”：“问题—理论—假设—测量—检验—新的理论”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社会调查被看作是社会学有别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看家本领”，问卷调查成为收集资料采集数据的最主要方法。抽样、测量、信度效度检验、统计分析、资料处理，都遵循一整套严格的科学程序，强调客观、实证、价值中立，“用数字说话”。当然，像深度访谈、口述史等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还是被归结为人类学方法，或者将质性研究资料也“数字化”录入计算机分析处理。社会学成功跻身为一门基于变量分析的“数据科学”。大数据时代到来，更是“一切皆数据”。社会学研究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的多变量统计建模与分析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物理学”被重提，“计算社会科学”“新计算社会学”兴起。数据挖掘、网络分析被引入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俨然成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学科。

2021年，有文章回顾了社会学恢复重建历程，将当今中国社会学划分为“远距离”与“近距离”两种类型，并发出“社会学离社会有多远”之问。这里“远距离社会学”指学术共同体认可符合“问题、概念、文献、数据、模型”学术规范的研究，“近距离社会学”则是指普通公众了解和认可的社会学研究。

科学自身的发展已经表明，逻辑实证主义可能并不是达至真理的唯一路径。中国社会学研究亟待思维方式和理论的突破。量化的社会研究、统计分析仍有必要，但应当充分认识局限性和适用范围。

2． 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

社会学想象力就是一种将个体与群体、特殊与一般、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将微观具体的人和事与宏观而潜在的社会结构/机制联系起来的“洞察力”，就是社会学想象力。显然，社会学想象力才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看家本领”。那么，社会学想象力从何而来？按照“研究方法”教科书，我们对宏观社会结构、运行机制的把握，需要通过社会调查（观察、测量）和逻辑推理（统计分析）而得来，但这种能力不属于“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联想能力，联想过程可以是逻辑推理、类比、隐喻，也可能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跳跃式思维。不同的人在同一事物面前获得的感悟可能大不相同。

社会学想象力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直觉感悟能力，而非逻辑推理计算能力。社会由人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意识虽不可测、不可算，但可悟。感悟依赖于直觉的意会、领悟。直觉感悟也是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社会学家要在不确定性社会里寻求确定性，直觉思维的作用可能要大于、优于逻辑思维。

3． 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

中国传统的社会调查注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然而此类研究又常常被“正统的”社会学研究者质疑其代表性，进而否定其科学性。笔者尝试提出“社会全息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所属整体社会系统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总和，且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和相互对应的关系”。我们常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是“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个案研究之所以能够从特殊到一般得出普遍性结论，就在于个案中可能实际隐含着所属社会系统的整体信息。这就是“社会全息”思想的由来。但这只是一种朴素的猜想而没有科学依据，缺乏逻辑支撑，无法证实或证伪，因而难以构成一种科学理论。并且，人们从常识出发容易理解“整体包含部分”甚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要说任一部分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还是会感到不可思议。社会研究者对“社会全息”如何认知？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对很多可供选择的个案研究对象时，如何选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两个进行深入探究？只能靠个人经验直觉的感悟。这就是波动性视角的整体认知。

4． 倡导“双重性格”兼具的质性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疾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他特别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只可意会”“格物致知”就是一种直觉认知方式，“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他敏锐地指出，直觉、意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他所讲“无法衔接”的思想方法，正是指中国社会学界居正统地位的量化实证主义。“不同文明各自的这种优势，应该而且可以互补。如果说中国文明有它发育不全的一面，造成了后来某些技术方面的脆弱，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不堪一击，那么，其直觉体验的那种先见性和超前性，又使得它很早就体会和领悟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

今天看来，费先生所指具有先见性和超前性的直觉体验是一种“波动性整体视角”思维方式，量化实证主义方法论可称为“粒子性分析视角”思想方法。前者代表了社会学应当具有的“人文性”，后者体现着当今社会学主流的“科学性”。“双重性格”共存的方式犹如“波粒二象性”，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不是“量化”和“质性”研究的简单二分，也不是不同研究阶段、不同研究目的、不同侧重的“两张皮”，而是内在融合的“一体两面”，是一种超越了简单性科学“还原论”“整体论”，但保持其张力的“融贯论”思维，是复杂性科学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费先生“双重性格论”为奠定社会学的中国特色指出了方向，质性社会学则可以是达成目标的可行路径。质性社会学主张把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社会学基本理念和出发点，强调设身处地、深度参与、切身体验、“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注重“解剖麻雀”式典型个案研究，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有机融合，实现“双重性格”的优势互补。这里有严谨严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自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当然不是要建设一门独立的“中国社会学”，而是要在现有的社会学体系框架内，贡献带有中华文化印记的思想理论方法，形成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学派。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是既基于中华文化基因、又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基础理论。这就需要从中华文化中提炼科学成分，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总结规律性认识，使研究中国问题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为人类知识谱系作出中国贡献，为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刻上中国印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能够更好地回应时代需求，回答时代之问。面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形态的剧变，中国的新发展阶段与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相重叠，要从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视角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