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向群
元旦期间,我终于读到了野莽兄的大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的教育家,一位以毕生之力推行创新教育的大学校长,一位传奇的八旬老翁,以洋洋七十万言立传,在我有限的记忆中仿佛还是首次。此前我曾在困惑中就教于多位作家,教育家之传记者古有孔子,西有罗素,中国现代有陶行知、蔡元培,为何当今竟无一人?作家们聪明释疑,说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其实自己已经作了回答,秘密就在“距离”二字,或时间的距离,或空间的距离,中国当代教育正如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当代出版,由于专业与学术之外的因素受制多多,为一个至今仍被争议、尚未盖棺论定、尤其是还活在国人身边的教育家立传,来自四面八方的风险自然可知。
正因如此,长篇传记《刘道玉传》的问世才会是我连日来兴奋和激动的一件大事。同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过去一直从事长篇小说写作的野莽兄此次初涉非虚构文学领域,竟能让人一睹其恣肆铺排、汪洋大气,而又画龙点睛、细微传神的崭新气象,他以当代中国为远大背景,以武汉大学为现实舞台,以传主其人为追光灯下游移的核心,真实再现了一位鄂西北乡下放牛娃出身的教育家漫漫八十年的成长与求索,欢乐与痛苦,成功与下野,挣扎与再生。
在这部传记中,崇高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贯穿着刘道玉的一生,诺贝尔式的化学家和发明家是他的少年梦想。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留校在化学实验室,留学前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师从全世界三大化学家之一克努扬院士攻读副博士学位,这本来应该是他实现梦想的三大步,然而随之而来的国内政治运动和国际政治斗争,却一次又一次把他推进了另一场旋涡,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所谓的教育改革,让他不得不放弃最初的理想而走进人生的歧途。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末伴随着一场劫难的过去,他才有机会在教育的重灾区致力于扭转历史错误的车轮,结束工农兵大学时代、恢复大学生考试、恢复研究生考试、恢复和重建大学教育轶序、学习和探索高校发展之路。此时,他已身陷职业教育家的轨道不能自拔,诺贝尔式化学家和发明家的缥缈梦想距离他的现实日益远去。
野莽兄以无比欣赏与钦佩的文笔,抒写了这位清高与凛然的传奇人物一生对教育的痴迷,风云时三辞高官,归野后宁为玉碎。对于各种高位他竟轻轻以“生不愿封万户侯”一语却之,对于国内几所高校相继慕名以求掌门,他则又以“巧妇易灶婆婆依旧焉能做出新炊”的哲言明智谢辞。而到了晚年,童心未泯的他却真的像儿童一样,妄图效法英国的罗素和中国现代的陶行之,参与创办民间小学,用自己的全新教育理念实践人之初的试验教育。
传记激情总结了他对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以教育家的胆略和赤子之心,首开先河地取消了辅导员制,建立了导师制、学分制、插班生制、跨系制、转校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等七大新制,并使插班生制之一种的作家班制成为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更多高等院校竟相仿制的摹本,在中国大陆掀起前所未有的作家班和研究生班热潮,为培养学者化大作家以及其他各类大才提供了可行性的思路;他力排众议,率先倡导并全面引进了西方欧美国家的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让大量优秀学子与时光赛跑,加速成为国家的栋梁。
这位传奇的老人一生与富贵无缘。少年放牛,牛儿吃草他吃干粮;青年求学,珞珈山上大学五年为省时间多读书,也为省钱买车票,十个寒暑假不曾回家一次;像每一个读书人一样梦想有一间书房,直到当了教授才迟迟拥有一间十平方米的寒成(造字:“成”加宝盖)斋;在职时没有专车,没有秘书和助理,免职后每月薪金才三千多元……然而,他却是一位全人类最富贵的老人,富可敌国。柏拉图有一个理想国,他也有一个理想国,这就是他以八十耄耋之躯正在奋笔书写的《理想的大学》。
同为当代中国教育家,愧称此誉的同行难能具备本书传主如此的远见和卓识,他不拘一格地渴求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惜人才,但这只是伯乐九方皋的第一境界,放骏马于水肥草美的佳域,让自己渴求、发现、培养和爱惜的人才养膘磨蹄,脱缰纵驰,放眼四野,目极八荒,这才是真正爱马的刘道玉。书中有他一上教育部为法学教授韩德培增加工资的故事,有他二上教育部为优秀学子邹恒甫改派哈佛的故事,有他三上教育部用五个毕业生换下一个易中天的故事,有他四上高教部软缠硬磨申办史无前例的插班生制并且死乞白冽要来九十个名额的故事,有他如何把当年的劳改释放犯后来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破格调来任教又用计送往美国的故事,还有他与后来自称刘门二王的著名生物学家王小村和王小凡、哲学家彭富春和赵林、他的学生和爱子著名空间物理学家刘维宁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人唏嘘感叹,掩卷作深长思。
这部上下二册、四卷八十章的长篇传记,在我读到第三卷最后一章的时候潸然落泪,两个月前才过罢五十三岁生日的刘道玉应邀访问日本教育家池田大作并获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归来,腹中正酝酿着新学期的教改规划,东湖宾馆百花村的谈话后,他不再担任大学校长之职。作者至此居然隐藏了传主心中的万顷波涛,而以冰雪一样寒冷的文字写起了散文诗:“整整一个冬天的大雪,在一个深夜悄然飘落,清晨起来,珞珈山成了一座皑皑雪山,山上耸起的一群群大小高低的尖顶,都是被积雪覆盖的青松和红枫。大雪下了三天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人忽然发现,武汉大学桂园体育场右侧看台中央,那棵百年古樟安静地倒在了青砖扣成的路边。奇怪的是昨夜并没有呼啸的狂风,一切都在无声之中,大树是被这场二十年不遇的大雪压塌的。有人说这棵倒下的樟树是刘道玉。也有人说不是,挺立在山顶上的雪松才是他。还有人说,他就是这场冰清玉洁的大雪,一心想洗去蒙在中国教界的太多积垢……”
野莽兄纵情笔墨,无论思想、学识、才华以及尤其难得的勇气,都足以让他的同道和知音们击掌称快。开篇前他博览了傅译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西书样板,比照眼下自己即将开始的工程几度沉思,因为以上传主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雕塑家兼画家、小说家,斯人已如逝水远去,盖棺定论,万众一声,而将要出现在他的传记中的这位大学校长,其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因故不能推行之前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甚至当年出师未捷就随风而去。同时,巨人三传是后人写前人,生人写逝者,两者出生相距近四十年乃至四百年,他和他的传主却是一对健在的师生,此生褒贬,身后毁誉,一切尚是未知。然而他却不能耐受良心的煎熬,断然击键,决心以视死如归的姿势迎接各种挑战。
阅读这部传记我连后记也不放过:“借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献花传主,同时羞涩地供认自己只写了他的长江一粟,珞珈山上一粒微石。我还想说,作者之于传主,并不仅是愚生之于恩师。曾经近距离的听琴人,自己受惠其声,妄称知音,如今弦断琴台,却还依稀记得当年弹奏者的欢乐与痛苦,风采与壮志,假若正直,尚且又没丧失说话的功能,趁着记忆犹存而不计得失地告诉后来的人,这也未必不是一件正常的事。”这一段话,我不觉得是如所有作者一样例行的谦虚,而认为这是唯有良心作家才会具备的诚实。
本书的出版果如一石击水,然而毕竟好评潮来,著名文学批评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陈美兰在《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时代》中分析这部传记的第四卷时写道:“如果说在前几卷作者还保持着较为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那么在这一卷中,他一直控制着的潜在情感似乎有了不经意的释放,也许在这一时段他与传主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直接交流所致。当我们读到他描写传主带着有病之躯、不得不改用左手奋笔疾书,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关于教育、教育理念、教育改革的精心之作时,当我们读到这位一生视学子如己出的已退位的老校长,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无限爱心关心着、帮助着身边、甚至远隔重洋的校友时,读到描写他为当年的武大校友在事业上的成功而喜悦、为挫折而焦虑、忧伤的种种情境时,我们很难不为之动容、心灵亦会为之震慑。犹如夕阳的烘托,在最后一卷,作者所攫取的一个个事件、一段段人物的心曲,把传主的人生境界展示得是如此的具有魅力:超然,又执着,淡泊,又坚强,固守,又奋进,激越,又沉稳。人物也因这种境界的展示而给人更多的沉思。”
同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导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於可训则在《一个人的教育诗》中一语道破本书的秘密:“作者以史家的笔法,在写出传主这些人生经历的同时,又宕开笔墨,铺叙与传主的人生经历相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通过传主的人生经历,折射时代风云的变幻,又通过时代在传主身上的投影,赋予传主的人生经历以丰富的历史内涵,二者相得益彰,既写出了传主身上凝聚的历史,又写出了历史造就的传主个人,整个作品因而既显充实具体,又觉气魄宏大,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创获。”
野莽兄被察破的机心正在这里,鉴于此前已有传主本人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和《拓荒与呐喊》相继问世,他被逼上梁山,蓄意而且必须有别于以上自传,同时也有别于似乎已成中国传统模式甚至世界性的传记写法,而在传主本身的重要经历之外展开他置身其间的舞台历史和紧密相关的人物事件,如他所求学、任教、执掌以及卸任的武汉大学共和国半个世纪的简史,武大名流徐懋庸、李达、曾昭抡等前辈的命运,武大才俊杨小凯、邹恒甫、易中天等新秀的传奇,而这舞台、历史、人物、事件又无一不与传主的命运相连,这就相当于在一部刘道玉传之外,还另有一部武汉大学新传,多部武大精英列传,核心传主的背后有风雨雷电的天空,身边有光辉灿烂的群星。作者以机智变幻的布局和收放自如的功力,使这部文字浩瀚的传记不仅不显得臃肿累赘,反而让人感到精彩的故事随时可有,呼之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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