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70—P71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自《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飞摘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秩序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包含了“正统”与“统一”两个最为核心的内涵，还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思想紧密交融，成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思想基石。
“大一统”理念与公羊学“通三统”“张三世”等历史观念相结合，历经后世儒者的不断注疏、阐释，逐渐成为一个几乎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各个层面、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大一统”观念的进一步发阐，则与西方殖民势力东渐后，国家、民族与文化危机的深化紧密相关。
为应对这一文化危机，中国学人在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形塑中国近代“国族”的过程中，以梁启超等为代表提出了“中华民族”的重要概念，而传统“大一统”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武器。
“大一统”思想的特性，决定了其与国家政治联系的必然性。因而，从国家政治文化角度，对“大一统”思想内涵的探讨，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一统”作为一个历史话语，也为西方学界所熟知。但严格说来，西方学界还是缺乏对其内涵的相对体系化的深入理解，只是简单从自身价值视角与历史经验，来思考这一语汇背后的中国历史演变。早期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政权组织形态的批判上，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当属魏特夫所提出的，明显带有较强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近些年来的研究，则侧重从“夷夏冲突”视角，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问题。
然而，不论西方学界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多民族统一政权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与“大一统”紧密相关的“天下”与“华夷”问题，也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相关探讨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层面：第一，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或区域秩序的形成；第二，“内亚”视角下的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
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我们深入理解以边疆民族为媒介的中国与世界之联系，以及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复杂性等，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与思考。但其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准、以民族国家理念为基础的解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低估甚至误解了以相对体系化的“大一统”观念为核心的东方（中国）历史经验的价值与意义。
由于缺乏对“大一统”理念的深刻理解，西方学界基于自身民族国家的学术理念与基础，对历史上“中国/中华”的理解也呈现出相对固化的倾向，基本上将其大体等同于“汉地”或“中原”的地理与文化范域之内，认为汉地中国加上非汉民族的边疆区域，共同构成了所谓“帝国”的国家架构。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大一统”多被视为较为抽象的、聚焦于国家政治层面的一种思想观念。要言之，西方学界多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中国学界则多将其看作“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的境界”。这些理解自然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作为一种观念，如果没有社会层面的结构性支持，“大一统”真的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核心价值”吗？因此“大一统”的“实践”，尤其是其与社会之间的涵化互动，似乎也应该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解读的层面。或许当我们对“大一统”的“实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才会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社会必然性，以及“统一”为何能够成为中国历史演变的主旋律与必然趋势。
近20年来，中国学界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达1300余篇，但其中绝大多数均属于“大一统”视域下的延伸性研究，关于“大一统”本身的原创性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且对“大一统”历史内涵问题的探讨，也主要集中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治层面。这也不得不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中国/中华”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而历史“中国”的形成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那么“大一统”的内涵——尤其是秦汉之后——是否也会因之有所变化呢？其次，从逻辑关系的角度看，“大一统”作为一个概念，除了“内涵”，“外延”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对于“大一统”的“外延”问题，又该如何思考呢？
与“大一统”紧密相关的“夷夏之防”观念，西方学界大多侧重从族群差别、民族冲突的角度进行类型化的区分与解读。这些解读，从背景来说，不乏某些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无序化泛滥的一种警惕。所谓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拯救”中国历史传统与叙事的言说，或许可视为这种焦虑的一种反应。当然，“夷夏之防”在中国历史演变进程中，所带来的诸如民族不平等、族群关系紧张等消极因素与负面影响，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防范的。但过度从文化差别与冲突角度予以解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中国传统“夷夏观”在现实层面的某些包容性与秩序性。“中国/中华”的内涵，在历史上虽然变动不居，但依旧还是有其相对有序、可控的内在边界与秩序的。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大一统”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政治文化、民族、边疆等层面，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西方学界由于对“大一统”的内涵缺乏深刻理解，多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参照，简单从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内亚”视角理解中国古代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呈现出较强的“非中国性”或“去中国化”的意识倾向。显然，这是西方学界在进一步的文明互鉴与交流中，需要克服的视野盲区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对中国学界来说，则需要进一步改进相对模式化的历史叙述，对诸如“大一统”理念的“内涵”与“外延”、“大一统”的“虚”与“实”、传统“夷夏”观念的是与非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以进一步丰富、完善对“中国”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理解。这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大一统”问题的研究视野与领域，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应该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裨益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