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5日早上7点，黄浦江的江边码头旁，沪上名园半淞园正式营业。园门前用碎石子改建的半淞园路上，一时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当时的文献丛刊《上海胜迹略》赞赏半淞园“凡属园林景物，应有尽有，故得称雄于时”。

当年画报上的半淞园

私家花园转“营业”

就像豫园、张园等沪上名园一样，“称雄于时”的半淞园之前也是一座私人园林。

1909年，沪南黄浦江边一个规模甚大的桃园渐趋式微。与桃园毗邻而居的沈志贤就此出手，购得桃园部分沿江土地后，引水为池、垒土堆山、遍植花木，建成沈家花园。

沈志贤以经营沙船、贩销土布、土纱发家，曾任华昌洋行、新沙逊洋行买办；其弟沈百贤任中法银行买办；儿子沈叔眉曾任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法商电器公司股东及经理，由此形成当年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买办家族。沈志贤购建私家花园，无非想打造优雅舒适的环境，让自己家族生活得更安逸也更有情趣。但画家姚伯鸿的提议改变了他的初衷。

也是在1909年，姚伯鸿与吴昌硕、王一亭等发起创建“豫园书画善会”，会员近200人，会址设于豫园得月楼，紧靠九曲桥荷花池。姚伯鸿擅画山水又懂园林。他的理念是“以画入园、观园如画”，要在这片人烟稠密的地方兴建经营性园林，开综合性游乐场之先河，变独乐乐为众乐乐。说起来，姚伯鸿还是沈志贤第六个儿子沈凤鸣的岳父，沈志贤很快被亲家说服。1917年2月开始，两人联手将沈家花园改私为“营”。

改建后的园林扩大了规模，园内水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一半。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诗句给了他们灵感，改建后的花园取名“半淞园”。为了“以画入园”，设计参照了《芥子园画谱》的山水风格布局景观，园内有荷花池、九曲桥、藕香榭、江上草堂、翦淞楼、水风亭、湖心亭、又一村等景观，又引进弹子房、跑驴场等设施，还有素菜馆、中西菜馆、中西点心店等美食场所，游人们在此既可“观园如画”，又能尽享娱乐。

关于半淞园的兴建，有文章认为是“1918年邑绅姚伯鸿向亲家沈志贤租借土地，在沈家花园北面兴建”；有文章说“1919年，园又为姚伯鸿所购，并改造成公园”；有人对此绘声绘色，“姚伯鸿很有商业头脑，劝沈志贤模仿张园，安排一些游艺节目，增设弹子房、影戏场等，向公众开放，必有利可得。沈志贤一口拒绝……姚伯鸿遂集资组织一家公司，购下沈志贤的产业，并扩充至黄浦江边，建了一座面积60余亩的园林”。

1918年8月6日，《申报》就“半淞园行将开幕”这样报道：“沪杭火车站东首有半淞园，系沈志贤姚伯鸿二人所创造。其中有山有水、有亭有台，花木清幽、回廊曲折，占地七八十亩。结构古雅，无处不具有丘壑。全园悉从华制，无仿效洋式之处。”

9月30日下午2时，半淞园举行“落成开幕礼”。10月1日《申报》报道：“沪商沈志贤君得书画家姚伯鸿君之赞助，在本埠沪杭火车站东首高昌庙路辟地半顷建园一座（取名半淞园）。经历两载业已告成。花木溪山应有尽有。玆定旧历九月初一日（星期六）上午七时开放游观……届时必有车水马龙之盛也。”

半淞园门前原来那条“营房弄”，这时也改建拓宽为半淞园路。华商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在这里往返穿梭，附近是沪杭甬铁路新开通的南火车站，周边“银号、酒楼、酱园、布庄、南货店、照相馆等鳞次栉比”。得此周边优越环境，半淞园适时亮出文化娱乐新空间的“招牌”，不仅吸引各地游人接踵而至，上海举行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典礼、首届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也安排在这里。

每年端午在园里举行龙舟赛

千人汇聚植树节

1928年3月12日下午，随着汽笛声声在黄浦江上和周边工厂鸣响，半淞园里开始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和植树节典礼。

孙中山是提议我国设立植树节的第一人。他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在海外跋涉奔波，看见一些国家的美丽绿色生态后，开始倡导在国内植树。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中国欲强，必须“急兴农学，讲求树畜”。在他积极倡议下，北洋政府1915年7月正式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作为植树节。1928年3月1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政府决定从这年开始，将植树节改为3月12日。上海当年举行这一仪式的地点选定在半淞园。

当年还是私家花园时，半淞园就已遍种花木；如今更是香樟挺拔、桂花成林，牡丹、红梅、金橘、桃花等竞相盛开，吸引各种花会相继在这里举行。《兰苑记事》记载说，始于乾隆年间的兰展花会每年举行一次。在半淞园举行的一次花会上，有个叫陈彬的浙江义乌人，携来一株“奇珍新梅”品种的兰花前来参展，“因其花形端庄秀丽，夺得魁首，故命名为‘冠淞梅’以示纪念”。除了花会，半淞园还时常举办各种琴会、灯会等活动。那一天，更大规模的植树节在这里举行。

《申报》报道称：“当天前来半淞园参加仪式的各界民众不下千余人。”苍郁的林木间拉出的横幅标语写着“孙中山精神不死”“要想总理精神不死，我们一定要让树活”等口号。公园铸铁长椅上放着一叠叠《申报》，这是刚加印的“总理逝世三周年植树特刊”。“鸣钟二下报时，爆竹与音乐齐鸣。半淞园当天典礼仪式的程序是：一，奏乐；二，全体起立；三，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四，主席躬读总理遗嘱；五，静默三分钟；六，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七，演说；八，植树，唱植树歌；九，呼口号；十，摄影；十一，散会。”

《申报》“纪念总理逝世3周年植树特刊”

初春的微风飘送着树木芳香。“众人手执树苗。灌溉泥土，举锄种植。计植树机关约12所，植树共30株。”当一棵棵树苗植入泥土，学生们唱起了新创作的《上海的植树节》歌：“树木少，地方枯燥，风雨不顺不调，糟！我们这大上海，烟包煤裹，生趣萧条。改造！大家来改造！人行道，空地学校，栽种许多树苗，好！将来的大上海，千树万树，叶茂花娇，真好！风景真正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在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中，整个城南陷于火海，“风景真正好”的半淞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据《沪南灾区调查录》中记述：“昔日繁华区域，悉成灰烬。实属空前未有之浩劫。”

劫后余生有残景

追忆半淞园的文章，大都感叹这座历史名园的“荡然无存”。殊不知，当年惨遭侵略者轰炸浩劫后，半淞园还是侥幸留下些许景观的。我可算置身其中的“亲历者”。

从我懵懂记事起，我家就搬迁到黄浦江边的花园港路。走出家门是大片略显荒芜的空地，当时被用作露天仓库。从仓库南端的黄浦江里，延伸进来一弯小河。河上有座九曲桥，每一弯曲处的石板上都雕刻有花朵，桥下水面漂着浮萍，桥尽处有蓖麻树。

九曲桥畔有个“荷花池”，我们常在池上的大露台里捉迷藏。附近有座“水风亭”，亭台底面离地面较高，当年为了观江上水景，我和哥哥一次次爬上去，再一次次撑着竹竿跳下来，感觉像在跳伞。

我后来进建设机器厂工作。厂区正好坐落于当年半淞园“在南市望达港、陈家港与黄浦之间”的位置上。厂区道旁有堆已遭风化的假山，像默默静坐着的白发长者。

当年半淞园里有三座假山，由开挖园湖的堆土和玲珑剔透的石头组成。沿着蜿蜒曲折的石阶，可登上高达20多米的山巅。三山山巅均有茅亭，临江山巅一亭面积最大，足可容数十人畅览江中胜景。《上海竹枝词》因此称：“沪上难寻山水胜，清幽且入半淞园。”

登上假山之巅的茅亭可畅览浦江胜景

九曲桥、荷花池、水风亭，还有厂区的这堆假山，正是半淞园残留的景致。不仅当年的邻居老人和厂里的老师傅这么说，史料中也有相关记载。上海滩老报人黄仲长先生，更是熟悉半淞园园主之一的姚伯鸿，能说出半淞园的不少细节。

我当年在文史杂志当特约编辑，为写“《时报》与黄家花园”，曾多次采访耄耋之年的黄仲长先生。他从1921年起就协助兄长黄伯惠主持《时报》，任《时报画刊》副总编，在国际影展中屡屡获奖。他与郎静山等组成的“四友影会”曾来半淞园采风拍摄，在《时报画刊》刊出半淞园专版。听我说起童年所见半淞园里九曲桥，他饶有兴趣地回忆起当年为此访谈姚伯鸿的故事。

1928年，黄伯惠、黄仲长兄弟购置了南翔镇68亩农田兴建“黄家花园”。花园四周是河流，他们想引水入园营建九曲桥，又吃不准湖面挖多宽为好，因此向姚伯鸿讨教。

姚伯鸿为人豪爽热情，因设计半淞园而在业内名声大振。当时沪闵路上新建营业性公园“敏园”，对方慕名请他担纲设计，要求“植入”半淞园那样的山石楼阁及九曲桥。姚伯鸿说自己参与创建“豫园书画善会”时，就喜欢那里的九曲桥，所以半淞园的九曲桥其实也是“搬”来的。至于湖面宽窄，看桥长而定就好。豫园九曲桥其实只有七个曲，是“七曲桥”，每个弯曲的角度还大小不一。半淞园里九曲桥只有六个曲，寓意六六大顺。

黄先生感慨地说，姚伯鸿这番话给他很大的启迪。黄家花园在设计中不再拘泥陈规而更多变通创新，突出了山野之趣。

九曲桥可七曲也可六曲，这正应了佛经所说，所谓九曲者，即非九曲，是名九曲。遗憾的是，随着厂区改造，半淞园遗留的这些残景真的荡然无存了。

红色足迹留“遗址”

因为南北地形呈葫芦状，半淞园成了与福禄相连的“宝葫芦”，被认为风水极佳。从北面园门的“葫芦口”进入，东西廊壁上嵌着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古今名家字画，用珂罗版技术复制，墨色酣畅淋漓。走过二道门就进入了“葫芦身”，这里花树繁盛，楼阁连绵，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又有中西餐馆和茶坊酒肆整日提供服务，照相馆随时为游人拍照留下游踪。

1920年5月8日，27岁的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就在这“葫芦身”里，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赞周、萧三、欧阳泽等六位会员。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尽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这段文字虽不长，信息量却很大。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新华社发

在毛泽东主持的这次“半淞园会议”上，根据新民学会所处的社会环境，大家议决学会要“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毛泽东会后在回复欧阳泽的信中说：“半淞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在与国外其他会友的通信中，毛泽东也多次提到这次半淞园会议。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众赞成上海的决议”。新民学会从此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初始宗旨，上升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高度。

1936年季夏，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萧三在回忆录中也认为：经半淞园会议后，新民学会已初步孕育了“共产主义的胚胎”。

“半淞园会议”那天刚过立夏，四周枝繁叶茂、绿草如茵。中午在霏霏细雨中，毛泽东左腋下夹着一把雨伞与会员们合影留念，留下了新民学会的一个珍贵记忆。

我在建设机器厂工作时，就听师傅们说起，早在1964年前后，有关部门就来厂里实地考察座谈。“半淞园会议”遗址在半淞园路的花园港路至望达路之间，这正是建设机器厂当时所在位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半淞园旧址上终于举行“新民学会会议处遗址”挂牌仪式。历经百年风雨，当年人们寻求真理的红色足迹，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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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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