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诗词观（连载二）
——读书札记
梅 岱
“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外宾时，外宾们纷纷赞扬毛泽东的诗在国外很受欢迎。毛泽东说：“过去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这七年中，也没有写几首诗，整天忙得很，把诗搞掉了。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诗是人民创造的，诗人要做人民的代言人，这就是毛泽东诗词观中最具根本性的思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毕生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奋斗，人民至上是他的使命和初心。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毛泽东，把人民和诗词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极其自然的。
早在1939年，毛泽东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诗歌社团——路社回信，开宗明义就讲：“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
毛泽东自己就是人民诗人。他心系人民、感念人民，用诗词反映人民的悲欢，抒发着自己的人民情怀。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一条新闻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新闻里说，江西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这让作为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
诗成后，毛泽东念给卫士封耀松听，小封听了连说“太好了”。毛泽东问：“什么地方好？”“那你明白意思吗？”小封说，“句句都好”，“反正听着就是好”。毛泽东说：“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还破例写了250多字的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在这段话里，毛泽东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深切挂念跃然纸上。“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对人民苦难有着切肤之痛！
两首歌颂人民、歌颂人民事业的诗，张扬了人民创造历史、“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民史观，自然会成为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其意义远非毛泽东谦称的类似“招贴画”的“宣传诗”。在这方面，他为所有的诗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古代诗词的评价，很重要的标准和尺度也是“人民”。
他讲《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
他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他说李白：“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
他说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的文学遗产。”
他说白居易：尽管他在宫廷，但是仍然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特别指出“白诗高处”。“高处”当然是高明之处，或者可以理解为高出他人一筹之处。在毛泽东看来，白诗高处在于诗人对琵琶女不幸的同情和对现实社会的愤慨。诗人身处高位，却与老百姓平等相视，这是何等可贵！这自然也是他的诗能流传千古而不朽的奥妙所在。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极高的。他曾说：“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有一次他同日本来宾谈话时专门讲到：“鲁迅的诗是为中国人民写的。”
毛泽东多次谈及鲁迅《自嘲》一诗，认为是“他的自白”。他常与领导干部讲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看重鲁迅？看重鲁迅的诗？就是要为中国文艺工作者、中国的诗人树立一个榜样，提倡一个方向：做人民大众的牛，为人民大众写诗。
为人民大众写诗，诗人就不能脱离群众，就要到实践中去，到人民大众中去。他讲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曾经给诗人袁水拍写信，表扬他的一首讽刺诗写得好，向他提出建议：“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毛泽东最鲜明的文学观点。作为文学艺术的诗词，自然也应秉持这样的立场。诗词不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是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化，理所应当为人民放歌抒情。诗词的源头活水在基层、在群众，从人民、从基层汲取养分、获得灵感，也是高水平诗词创作的不二法门。
“要写重大题材”
讲到诗词，当然要讲题材。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邀请刚创刊的《诗刊》负责人、诗人臧克家和袁水拍到中南海谈诗歌创作，其中就谈到：“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在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强调要“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一文中也回忆道，毛泽东曾强调“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并称这是“诗歌的革命任务”。
写什么、怎么写要尊重诗人们个人的实践和探索，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则是政治领袖应该考量的。
毛泽东对作家不写革命题材当然不赞成了，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写重大题材。他曾经同吴冷西说：“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
文学界曾经有过关于题材问题的争论。题材决定论、唯题材论不对，因为题材并非衡量艺术水准的唯一尺度，小题材也可以表现大主题，但是借反“题材决定论”来漠视重大题材、革命题材，当然也是不对的。
这又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了。把文学的功能简单归结成为政治服务是片面的，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要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的，所谓要文学作品“超功利”“同政治保持距离”也是不可能的。诚如鲁迅所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杜甫草堂参观，工作人员向他展示了不同版本的杜诗集。他若有所思地说：“是政治诗。”随即吟诵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用诗人的痛苦和“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由忧国忧民的情怀转变为“广厦千万间”“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这不就是毛泽东倡导的重大题材的诗吗？
我们看看毛泽东一生的诗词，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诗词始终聚焦中国革命和建设，几乎全部是重大题材。
1962年，毛泽东在其《词六首》引言中自谦地写道：“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以诗写史，他的诗词是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当属“史诗”。
作为伟大诗人，毛泽东以超凡的眼光洞察历史风云变幻和时代潮流涌动，艺术地反映重大题材，揭示重大主题。不妨听听他的自述：
1935年写的《念奴娇·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
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是“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
1949年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写这首诗也是，想以此鼓励我军将士，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1962年写的《卜算子·咏梅》，“是反修正主义的”。
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修正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以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为诗，对于普通的诗人或诗词爱好者来说，不是都可以轻松驾驭的，但就诗词不能脱离重大题材的方向来说，是应该遵从的。
任何一种艺术，如果自恃其高雅，以阳春白雪、超凡脱俗自居，远离现实、远离时代，甘愿变成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花盆里的兰草、玻璃缸里的热带鱼，逢迎取悦有闲人和玩家们，或者只是关注一己悲欢的情绪表达，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其生命力也就日渐衰退了。
作为文学艺术的诗词，能不能投入社会生活的大潮流，能不能登上民族艺术的大舞台，能不能融入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决定了其地位和价值。
原载《中华诗词》杂志202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