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开放正式运营的成都考古中心里，进行文保修复后的“成都矛”将会首次作为常设展品对外展出，带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为人们讲述一段成都制造的精彩故事。“成都矛”的出现，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也见证了那时成都制造业的欣欣向荣。

蒲江频现战国船棺，“成都”矛惊世亮相

2016年12月23日，在蒲江飞虎村盐井沟船棺墓群，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蒲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考古人员在M32号墓挖出一柄附着淤泥的青铜矛。随着出土文物清理保护工作的展开，矛身中部被掩埋在淤泥中“成都”二篆书刻字赫然显现。青铜矛是战国时期秦灭巴蜀之前一种常规的长兵器，杀伤力巨大。

据了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成都蒲江就不断发掘出战国船棺。直至2006年12月，出土的战国船棺已达10具，其中有9具就出现在盐井沟。而蒲江“成都”矛出土的墓葬位处交通要道，富有战略资源，因此墓主人身份可能是当地管理人员。考古专家推测，结合此前发现的船棺葬墓附近盐井丰富的情况，船棺葬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管理盐业的官员。

据介绍，蒲江县飞虎村墓地为战国晚期至秦的大型船棺葬墓地，墓地经过严格规划，应为家族或聚落公共墓地，墓地在文化因素上以巴蜀土著文化为主，含有较浓厚的楚文化和秦文化元素。而当时，在该墓葬中随着“成都”矛一同出土的，还有各种珍贵器物，以及形态和颜色皆保存较好的10竹篓粮食和种子。墓中发掘出的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铜矛柲杆等漆木质及竹质器、草编器保存也十分完整，皆为考古新发现。精致华美的蜻蜓眼玻璃珠与两枚巴蜀印章伴出于墓主人腰部附近，足见其尊贵地位。出土的11枚刻有神秘图案符号的“巴蜀印章”，将为解密“巴蜀文字”提供研究实物。

两件战国青铜矛，揭示“成都”称谓由来

蒲江“成都矛”的发现，打破了雅安荥经成都矛“全国仅一件”的纪录——实际上，早在1986年，从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墓中便出土过一把刻有“成都”二字铭文的青铜矛，长21.9厘米、宽3.1厘米，銎径2.8厘米，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成都”铭文为阴刻，出现在虎首前的骹面。此外，在刺身脊上还另阴刻一“公”字，镶嵌了黄金。

在两把“成都矛”出土之前，关于“成都”的城市称谓最早由来，考古界和历史界公认的说法是在西汉，而荥经青铜矛身上刻的“成都”二字，恰恰推翻了这一固有观念，将成都得名的历史向前推约200年，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刻有铭文“成都”字样的出土实物。据当时的蒲江船棺葬墓群发掘工地现场领队龚扬民推测，蒲江出土“成都矛”与荥经“成都矛”时代接近或稍晚，外形上颇为相似，而“成都”二字均为阴刻铭文。

作为冶金考古方面的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李映福认为，“成都”矛对于研究古蜀历史文明有着重要意义。“成都矛的出土和展出，向人们阐释了‘成都’城市名称的来历，为人们了解成都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大的实证材料。”

“成都矛”极有可能是“成都制造”

对于两件成都矛的制造和使用历史，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表示：“青铜矛上的‘成都’二字是矛铸造好之后刻上去的，可以确定的是，成都是两把矛的置用地，但通过矛上鲜明的巴蜀符号和造型可以推测，它们有极大可能性就是在成都制造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战国时期，许多能工巧匠随着封王迁入蜀地，成都一时成为重要制造中心。据左志强介绍，尽管成都市内之前也曾发现过刻有“成都”铭文的铜戈、漆器等，例如青川县的战国墓地里一柄“吕不韦戟”，上面就有“成都”“蜀东工”字样，反映出成都当时制造业的繁华，但“成都”铭文青铜矛的出土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蒲江“成都”矛完善和补充了“成都造”的历史。

曾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考古成都——新世纪成都地区考古成果展”中临时展出的蒲江“成都矛”，此次亮相成都考古中心，是首次作为常设展品面向公众进行展陈。荥经“成都矛”出土之后，也曾在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国家博物馆“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等展览上进行展出。

实际上，蒲江县与雅安市荥经县同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蜀，成都就已经对外展开经贸和文化交流。研究表明，与蒲江“成都矛”同时在蒲江飞虎村船棺墓葬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其原始形态就是发源于西亚或印度，在春秋战国时进入中国。当时古蜀先民则利用当地资源技术条件学习和模仿玻璃制作，并进行自己的创造，便生产出包括“蜻蜓眼”在内的玻璃制品，足以体现古蜀先民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意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吴雅婷 责任编辑 何齐铁 实习编辑 冯嘉良 实习记者 王茹懿 图片来源 主办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