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稿整理与研究》结语

1916年，青年林语堂在北京邂逅《红楼梦》离不开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红楼梦》的时代潮流，也源于其亟须学习北平口语的个人诉求。他对书中人物的语言赞不绝口，而王国维对《红楼梦》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的解读，又助他加深了对此书文学价值与主题等的认识。留学欧美的经历促使他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来看待《红楼梦》的世界文学性。1935年《吾国与吾民》、1937年《生活的艺术》相继在美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增强了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信心，诱发了他翻译《红楼梦》的意愿；赛珍珠《水浒传》全译本，王际真、库恩《红楼梦》编译本的出版也正面激励了他的意愿。出版商华尔希基于对美国市场的判断，暂时打消了他的翻译计划，才有了一部处处可见《红楼梦》影子的《京华烟云》问世。但他始终未放下此事，于闲暇时间零星翻译，1953—1954年集中翻译，1955年完成初稿。与华尔希绝交、任南洋大学校长及译稿本身有待完善等内外因素导致出版受挫，以致错过最佳出版时间。1973年，他重拾译稿并做修订，无奈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纸荒，未能找到同意出版译稿的欧美出版社，只得委托佐藤亮一在日本转译出版；此后又做了修改，于1974年初将修订稿寄给佐藤亮一。林稿底本应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丛书之《石头记》，此版本问世之时，正值林语堂在十里洋场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时。林语堂于青年时邂逅并爱上《红楼梦》，壮年几经波折翻译《红楼梦》，晚年研究《红楼梦》并修订译稿，《红楼梦》贯穿了他的大半人生，以或隐或现的形式贯穿其跨文化著译之旅全程。翻译《红楼梦》源自热爱，既是其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毕生追求之体现，也是其呼应而又有别于主流的红学主张之呈现。纵观林语堂翻译《红楼梦》的文化历程，既有其个人经历的偶然性及个人选择的自由性，又有被时代左右的无可选择性：20 世纪 30~70年代的国际时局演变影响甚大，既有重大世界历史事件的宏观背景，又有红学发展与《红楼梦》外文翻译进展的微观背景，是小事件折射大历史的典型代表。时代成就了林语堂，也让他的《红楼梦》翻译与出版历经曲折。

在长达30余年的翻译历程中，他做了不少选择。对西方读者与出版市场的了解，让他选择了编译，而非全译。通过删除、整合、概括、增补四种主要形式对原著做了取舍增删与编辑工作。保留的原著内容围绕富贵无常与斩断情缘两大主题展开，前者对应贾家盛衰，后者对应宝黛爱情生灭。在篇幅比例上，又明显体现出对后40回与侍女的青睐，前者是其否定后40回续书说的体现，后者则基于他的原著认识与女性观。在整合过程中，尤其是要天衣无缝地衔接非相邻章节情节时，最见其作家与编辑出版家的功底。当然，林语堂并非只做减法，也做了加法。加法首先体现在序言、注释等副文本的添加上；其次体现在他对原著的增补上，其中可见人物评论与心理阐释，亦可见人物关系与情节评述等。加法背后透露出林语堂对原著与东西文化差异的理解，身为作家的创作冲动，对原著合理化、明晰化以照顾西方读者的用心等。

从某种程度而言，任何翻译都是改写，林稿也不例外，林语堂重构了原著的叙事与部分人物。在时空建构上，他试图拉近西方读者与原著的距离；在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上，他力求展现主题并凸显侍女与后40回的存在感；在标示式建构上，可窥他试图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重构为现代成长小说的用心；在人物事件的再定位上，则明显体现出编译《红楼梦》这一叙事行为是他对西方读者讲述中国故事这一上级叙事行为的组成部分。在林语堂的译笔下，宝玉少了怯懦；宝钗、小红、袭人少了争议；贾雨村多了狠毒；贾赦多了贪淫……“红楼一书英雌多而英雄少，英雌中又是丫头比姑娘出色。”林语堂一席话道出其译本中人物形象相较原著发生偏移的主要原因，其中又夹杂他对西方读者审美观的考量和其本人女性审美的倾向性，最深处甚至有其个人成长经历与人生境遇打下的若隐若现的底色。

作为编译本，改写或重构在所难免，甚至是成就译者风格的重要因素，但应以不埋没原著精华为前提。日常细节与悲剧性是《红楼梦》的两大精华，在此二点上，林稿可圈可点。日常细节中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众多的诗词韵文是《红楼梦》的重要魅力，亦是翻译的两大难关。于编译本而言，前者不可回避，但可删可减，后者则可选择不译。对前者，如建筑、器用、服饰、人名、称谓、医药、饮食、俗谚、成语、宗教等，除删减典故外，余者林语堂基本无遗漏；对难度更大的后者，林语堂翻译的诗词韵文在各类编译本中数量最多、文体最全、质量上乘。林语堂对原著节奏把握得当，主题认识清晰，一方面得以徐徐再现18世纪清代名门生活画卷的诸般细节与人生百态，另一方面也步步呈现了繁华走向衰落、美好走向毁灭的悲剧的深刻性。

为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局限，笔者尝试比较了林稿和同一维度下的王际真英文编译本、库恩德文编译本、松枝茂夫日文编译本及不同维度下的霍克思英文全译本。4个编译本对原著情节与人物取舍上的不同验证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常识，亦验证了上文提及的对后40回与侍女故事的重视，是林语堂在取舍原著上区别于其他编译本的重要特征，复杂巧妙的整合技巧及大幅度增补等更使林稿迥然不同于其他编译本。同时，既可看出林语堂虽扬库恩译本抑王译本，可王译本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明显大于库恩译本，亦可看出在文学性与生动性上林稿的确更胜一筹。林稿没有落入大部分编译本前缓后急的窠臼；林语堂不仅重视故事与人物，还重视《红楼梦》的文化与诗意，这让林稿的达成度高于大部分编译本。对霍克思翻译历程的追溯，则可发现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是他最早认识《红楼梦》的契机；对二人翻译的对比，可看出以原著为中心的译入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出差异在最终呈现的译本面貌上的体现。从贾政笞挞宝玉一篇的译文比较又可知东西文化与情感表达的微妙差异，如在与松枝译本的比较中，可窥探出以愤怒为基本感情的欧洲的有文化，和以悲哀为基本感情的日本的无文化的区别对译文生成的影响。而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研究脱胎于林稿的佐藤亮一日文转译本，让我们看到了在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与文化中经历了二度改写的《红楼梦》所呈现的独特面貌。佐藤本以独特的形式保存了林稿，甚至助力了一部红极一时的推理小说《红楼梦的杀人》的诞生，这令人惊喜并欣慰。以上研究亦是笔者在多语种、跨文化《红楼梦》翻译研究构想上所做的尝试。

林语堂在林稿序言里有一段写于1954年的话：

The audacity of my understanding may perhaps be excused on my desire to share it with the world outsideChina. Some day the Great Wall of Chinese literature must be kicked open. (p. xix)

我的大胆理解或许可被原谅，因为我希望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分享这部小说。总有一天，中国文学的长城一定会被踢开。

在1973—1974年修订译稿时，林语堂删除了这段话。或许是修订译稿时，林语堂认为中国以外的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已大有进展；或许是暮年林语堂的心境较20余年前多了些许淡然。删除原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段话透露了林语堂翻译《红楼梦》乃至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的根本目的与使命担当。林语堂留学、寓居欧美多年，自然目睹了不少当时的欧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无知与偏见等，智慧如他，定会生出一番改变世界认知的抱负来，其著述在全世界的畅销，也给了他这份雄心壮志以足够的自信与底气。今天，我们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有先例可循的；但在林语堂的时代，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他即先例。“文章报国”应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的毕生追求。这番赤子之心令人肃然起敬，也值得后来者效仿学习。

【内容简介】　

本书整理和研究了作者在日本发现的林语堂《红楼梦》英译原稿，是首部系统研究林稿的学术专著。研究篇考证了翻译底本与历程，回答了林语堂未直接出版译稿而在日本转译出版的疑问；指出林语堂的翻译与研究相互映射，翻译《红楼梦》既是其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毕生追求之体现，亦是其呼应而又有别于主流的红学主张之呈现。林稿情节整合衔接自然，译文简明地道，重视再现日常细节、传统文化与诗意等，保全了核心的文学性。其中的叙事重构与人物形象变异等反映了东西文化差异，亦投射了林语堂的个人经历与审美倾向。内部研究结合与英、德、日等其他外文译本的比较研究可知：林稿是一个成功的编译本，重视后40回与侍女故事是其有别于其他编译本的两大特征。整理篇的22个表格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文与译文对照表，及林稿注释、修改笔记等，以期为林语堂研究、红学研究、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等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宋丹（1985-），湖南湘阴人，南开大学博士，湖南大学副教授、岳麓学者、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者，林语堂《红楼梦》英译原稿的发现者。主要硏究方向为翻译学，比较文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中国比较文学》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获第十五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十届湖南省外国语言与翻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湖南大学优秀教师新人奖等，入选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