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

□李贞刚    徐德智

长汀有着光荣的革命史，是闽西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同时，长汀是福建红色区域的首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军区等省级机构的所在地，也是闽粤赣苏区物产丰富、商贸繁荣的物资集散地和中央苏区主要物资供给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汀开展过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新闻实践，出版业的辉煌历史和卓越贡献，使长汀成为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汀州的新闻实践

长汀的红色新闻出版事业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创办起来的。从创建之初就得到了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了热情关注与指导。

1927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吴玉章等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于9月初到达汀州，吴玉章在接见毛铭新印刷所负责人毛钟鸣时，就嘱咐他说：“印刷所对革命很重要，列宁同志当年在国外进行革命斗争工作时，常因没有印刷所而苦恼。你们有困难，但还是要想方设法办下去，以应将来革命需要呵！”吴玉章当年的高瞻远瞩和以极大的热情关怀汀州印刷事业，并把它与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给了毛钟鸣和印刷工人以极大的鼓舞。正是吴玉章的启发和教导，使后来毛铭新印刷所为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毛铭新印刷所旧址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中，以革命报刊为阵地，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土地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服务，为苏维埃建设服务，由此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事业。汀州印刷业，从它产生不久，就处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风暴中。在闽西指导革命战争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注长汀的印刷业。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从赣南首次入闽，解放了长汀县城。红四军刚刚踏上闽西的土地，毛泽东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仍然千方百计搞到敌人的报纸，挤出时间读报，分析敌人动向，了解敌情，构思决策，指导红军的革命斗争。在汀州期间，毛泽东有幸结识了傅连暲。傅连暲了解到毛泽东很重视从国民党的报纸中了解形势和信息，便以福音医院院长的身份，订了上海《申报》《新闻报》、广东《工商日报》《超然报》等报纸，每天派人送给毛泽东阅读。一次，毛泽东看过报纸后，得知国民党要“围剿”苏区，他便对秘书说：“傅医生办事，比共产党员还认真，他办了件大好事！我从井冈山到瑞金以来，苦于不能系统地看到报纸，现在问题解决了。”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分别给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谈到了对报刊的迫切之情。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毛泽东同日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信中也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闽西列宁书局

在红四军在长汀驻留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和重视长汀的印刷出版业。当毛泽东了解汀州印制业的基本情况和设备条件并与地方党组织全体党员见面时，支部书记段奋夫向毛泽东介绍了毛钟鸣，特别介绍了他的革命经历和印刷技术专长。毛泽东同志对印刷厂寄予了厚望，进行了勉励。红四军在长汀17天时间里，利用这里的印刷条件，印制了大量文件、布告，如《中共“六大”决议案》《十大政纲》《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告商人知识分子书》《告绿林兄弟书》等等。1929年11月，红四军第二次进驻长汀时，毛泽东还把毛铭新印刷所的革命宣传比喻为“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并一再嘱咐毛钟鸣：“这个印刷所是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我们不可随便丢失，要想法掩护它。”1931年冬开始，闽西列宁书局和毛铭新印刷所接受了印刷、发行共青团中央苏区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的任务。《青年实话》由陆定一、魏挺群先后担任主编，宋任穷、陈丕显、何凯丰、王盛荣、冯文彬等经常为该刊撰稿，邓颖超、陆定一、魏挺群、罗明、冯文彬等经常到书局和印刷所指导工作。该刊具体编务由少共中央秘书长负总责。胡耀邦接任少共秘书长后，十分重视《青年实话》的组稿、印刷和发行工作，经常骑马往返于瑞金与长汀之间，为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废寝忘食，忘我工作。

闽西列宁书局：中央苏区创造先进文化体制的典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广大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为红色出版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针对在红四军内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问题，决定开展红四军的整训工作，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此，毛泽东、朱德、陈毅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随后在新泉整训的基础上，于12月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突出强调了宣传工作对于“促进革命高潮”的重大意义。决议第四部分《关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用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而且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央苏区报刊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成为我党新闻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央苏区最早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案》

长汀的出版历史悠久，基础较好。碧香楼印务局和毛铭新印刷所是长汀早期的私营印刷企业。碧香楼印务局成立于1885年，早年曾印刷和发行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到长汀后，碧香楼印务局和毛铭新印刷所都为部队印刷了大量标语、传单。1929年3月，碧香楼印务局为红军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印刷了大量文件、布告、标语。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毛铭新印刷所，1926年也曾为长汀县学联承印过《五卅的流血》和《汀州学生联合会对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宣言》。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解放长汀后，毛铭新印刷所开始为红军和革命战争服务，期间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六大”决议案》《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告绿林弟兄书》等小册子和文告，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革命宗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在苏区流行的红军邮票、苏区纸币、公债券、借谷票、地图等也都是毛铭新印刷所印刷。特别是该所当时印制的马克思、列宁的肖像风行中央苏区二十一个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4月由毛铭新印刷所印刷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最早版本，此后在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为宣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而翻印和发行的就是按照这个版本印刷的。

闽西列宁书局一元股票

1931年秋，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到汀州后，即以毛铭新印刷所为基础，成立了闽西列宁书局，书局下设编辑部、印刷所、发行部及会计科、事物股等，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新闻出版发行机构，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其主要业务，除了出版革命所需的图书和印刷传单外，还负责书籍、报刊的包装、发行工作。出版内容包括党政军机关文告、学习材料、苏区识字课本、红军用的医学图书。闽西列宁书局由于出版基础好，印刷质量优，特别是长汀生产的玉扣纸、毛边纸在苏区军事、经济、文化、宣传等多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据《红色中华》1933年6月11日载：“汀州先后恢复了40多个纸业合作社和私营造纸厂坊，平均每天生产毛边纸达1．33吨”不但能满足当地用纸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广州、上海、汕头等地。“当时长汀生产的玉扣纸除用于印刷《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革命报刊和党政机关的文件、传单、布告外，还用于印刷股票、邮票、公债券等有价证券。”所以根据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指示和要求，在长汀大量印刷、出版、发行中央苏区党、政、军和社会机关团体的各种报刊。“据老一辈革命同志的回忆，闽西印刷、出版、发行的革命报刊近百种”。

闽西列宁书局的创办，为后来创建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中央发行部以及工农红军书局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闽西列宁书局的出版活动完全体现了政治与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的保障；另一方面，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必须借助出版业的支持来巩固和发展革命事业，通过各类出版物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干部群众和红军官兵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积极发挥各类出版物的作用。

图为1931年12月22日长汀出版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第6期封面

作为中央苏区第一所专业化新闻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出版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还在于其经营运作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当时，闽西列宁书局成立后，中央苏区对苏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企业组织形式的观摩与借鉴，使得闽西列宁书局从它成立伊始就具有集体及合作社模式的产权关系。苏维埃政府为了维护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并未将它办成自己的附属工厂，而是按照股份制形式组织运作。这也就确保了书局的产权明晰和其独立地位。列宁书局还发行“闽西列宁书局股票”形式，通过融资方式募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苏区红色新闻事业的印刷出版需要。闽西列宁书局八十年前的这种创新经营模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以明晰的产权安排为红色政权的出版活动开了一个好头，这种按经济规律办企业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可以说，闽西列宁书局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领导苏区人民在缔造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创新经营理念的典范。它对后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奠基的重要意义，其所形成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优秀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是我们事业向前推进和发展的宝贵财富。作为苏区红色文化革命的成果，闽西苏区红色新闻事业以其先进文化的姿态兴起和发展。闽西列宁书局以其在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辉煌的一页而彪炳史册。

长汀在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2011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权威方汉奇教授经考证后认为：“闽西地区自两宋以来就是文化出版事业的一个中心。建党以后，曾经是党的革命报刊的重要编辑出版发行基地。”长汀自古以来，出版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汀州龙足乡（今连城四堡）的雕版印刷业萌芽于南宋末年，雕版《临汀汇考》有宋人陈日华在临汀刻印《集要方》的记载；自明万历年间崛起，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其出版物被誉为“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成为与北京、汉口、江西浒湾齐名的全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汀州古代雕版印刷业的兴起与发达，继建阳之后，在福建乃至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和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长汀县博物馆的藏品“石印机”

1929年3月，长岭寨大捷后，红四军帮助长汀发展地方党组织，重新组成中共长汀县委和闽西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还协助组织汀州市总工会的五个行业工会。汀州市印刷工会是全市各行业工会中最先响应党的号召，由省委宣传部部长李明光亲自领导建立的。李明光勉励印刷工人，团结在工会周围，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印刷革命宣传品而努力。印刷工人深深知道，印刷出版事业与革命宣传工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工人们发挥忘我劳动的精神，夜以继日地赶印党和苏维埃政府及红军的各种宣传品、文件和报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汀印刷工人在共产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为革命战争和整个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闽西和赣南连成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根据地形势基本稳定，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十一月七日于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做好会议的宣传和扩大影响，派人到长汀联系，请求长汀印刷工人支持大会的宣传印刷工作，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响应，立即从毛铭新印刷所抽出一部分印刷设备，并由毛钟鸣亲自带领设备和几名印刷工人前往瑞金为大会服务。会议期间，印刷任务相当繁重，除了要编辑、印刷大会日刊外，还要印刷大量的各种文件。长汀印制工人努力克服困难，自始至终以旺盛的热情，日以继夜地投入紧张的工作，及时、完满地完成大会所交给的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战争和苏区新闻出版业的建设，受到了朱德同志的赞扬和《红色中华》报的表扬。

1931年11月，为适应中央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印刷业急需发展，中央政府印刷厂在瑞金成立，当时缺乏印刷技术师傅，需要长汀印刷工人的支援。毛钟鸣立即通过他原有的商业渠道，从白区秘密采购部分印刷设备器材，在瑞金先后办起了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厂和中央财政部印刷厂，为中央苏区印刷事业的创新和发展，长汀印刷工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份铅印军报《浪花》、中央苏区闽西苏维埃政府创办最早的《画报》、我党创办最早的法制报《法庭日刊》先后在闽西问世。特别是闽西列宁书局的创办，带动了整个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比如苏区报刊的总量，过去传统的说法是160多种，根据最新调查表明，已达到了300余种，主要是地县级的苏区报刊没有发现或虽发现但没有统计进去。”

中央苏区新闻报刊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艰苦的斗争环境和苏区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条件下，通过长汀印刷工人的艰苦努力，在反革命的“围剿”中生存、发展和壮大起来，欣欣向荣。中央苏区报刊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鼓舞苏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号角，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开创了我党新闻出版工作的革命传统，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长汀红色出版事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次伟大创新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业的重要里程碑和发祥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