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

2011年12月15日，阴。76岁的朱维铮拄着拐杖，提前半小时来到复旦第五教学楼，他扶着楼梯栏杆，一步一步缓缓上到三楼。他要去为本科生上通识课《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他52年从教生涯的最后一节课。

摘下针织帽，解开棉衣扣子，拒绝他人搀扶，朱维铮扶着墙，艰难登上讲台。他因肺癌住院有一阵子了，已经发展到了晚期，靠吗啡止痛才能站在这里，只为履行开学时曾对学生们说的“至少授课三次，最后一次一定亲自讲”的承诺。

“我要求你们各位要学点历史，懂得一点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区别……”面对座无虚席的课堂，他的声音沙哑，低沉。但他对历史的“较真”，依然振聋发聩——“讲到历史问题，如果你乱说，我就要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

将近两小时的授课结束。“就到这里！”讲完最后这四个字，朱维铮起身退场，同登台一样坚持不让学生搀扶，缓缓地走出教室。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十天后，朱维铮再次住进医院，三个月后，因病辞世。

光阴荏苒，十年一瞬

著名历史学家、

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

朱维铮先生逝世已十个年头

“致敬大师”系列活动——

朱维铮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暨“史学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

于12月17日举行

让我们再次追忆先生

体悟同道者的思考与追求

感受同道者的风骨与担当

朱维铮

“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序》

1936年，朱维铮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医生家庭。1955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方向是中国古代史专门化，早早显示出在治学方面的天分。1960年毕业后，朱维铮留校任教，师承陈守实和周予同先生，先后做过两位先生的助理。

朱维铮大学毕业照

1970年代，朱维铮（左一）在复旦大学

名师出高徒。朱维铮继承了陈守实的研究与教学成果，将复旦的中国史学史朝更加扎实的方向发展，成为历史系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同时也继承了周予同提倡的中国经学史研究，成为当代海内外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1980年，他还在复旦历史系组建全国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并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28种，树立了文化史领域的一个里程碑；1986年，他在复旦大学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学术国际讨论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93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

朱维铮毕生撰写、编注以及整理的著作有130余部，涉及领域广泛，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贡献突出，被公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2004年，朱维铮陪同国外同行参观上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朱维铮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更是一位能够引领时代思潮的思想者。观察16世纪以后新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排斥与妥协是重要话题。基于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与深入思考，对朱维铮来说，文化史研究不再是静态的现象描述，经学史也不应该是简单的故实梳理，而是要深入理解以传统经史学问为基础的中国思想家如何看待、应对这一历史大变局，进而思考世界潮流激荡中的中国命运。

“朱维铮善于在故纸堆中发现新领域、用新眼光审视旧问题，不少观点和立论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他厌弃高头讲章的说教，反对故弄玄虚的矜持，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用精炼文字发微阐幽。他独到的眼光、扎实的论述和新锐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几代学人。”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同行用这样一段话评价朱维铮的学术生平。

朱维铮先生部分著作

“我不一定是名师，但肯定是严师；名师未必能出高徒，严师还可能带出一些。”

——朱维铮谈为师之道

“我不一定是名师，但肯定是严师；名师未必能出高徒，严师还可能带出一些。”朱维铮这样评价自己。他培养指点的学生、学者，很多已卓然成家。

实事求是，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是朱维铮一贯的治学立场，也是培养学生的重要原则。他生前最常引用马克思的两句话：“真理是从争论中间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与朱维铮相知32年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回忆，从刚进入复旦听先生上课起，先生就不断告诫学生要扎扎实实做学问，“很多人自以为聪明，判断力很强，就望文生义、跳过很多考证的程序，看似走了捷径，却压根不是在做学问”。

1980年代，朱维铮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记得，2000年刚上研一时，就在课上指出了朱先生讲课中的一个“错误”。“先生曾讲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到，甲骨文中是有’儒’字的。”直接指出老师的“错误”，让姜鹏心里有些不安，但他没想到的是，朱先生看到了自己拿出的证据，欣然接受了这个观点，在给《文汇读书周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复旦文科一直以来风行一种中西合璧的教法，见面就由学生讲讲最近读了哪些书，在聊天对谈中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亲炙弟子，当面提携。这种方法从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陈守实，一路传到朱维铮。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杨志刚求学时常去朱维铮家请教，“朱老师经常躺在床上跟我聊天，一点架子都没有。这种言传身教的机会，太难得了。”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不期而至地发问，一次聊着忽然问：“如果交给你十万个人，你会指挥吗？”

1980年代，朱维铮在复旦大学第五宿舍寓

在复旦任教52年，几乎每届学生回忆起朱维铮，都会说到他传奇的“口试”方式。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回忆：“1981年，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是历史系唯一一个不采用笔试而用口试的老师。事先出好几十道题目，学生抽签准备，排着队一个个进教室接受他的提问。他还提倡学生和他辩论。有的学生就挑偏门的题目挑战朱先生，但他对史料的熟悉和博闻强记，实在让人心服口服。”

朱维铮从未脱离教学第一线，既招博士也招硕士，还给本科生上课、开讲座。朱维铮开设多年的全校公选课《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成为一代代复旦学子的集体记忆。

“他究竟在课堂上讲过什么，一拨又一拨学子或许并不记得了，最难忘的还是他的风度、犀利，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朱维铮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在一代又一代学子身上留下不灭印痕。”朱维铮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需要有学问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学问家。”

——朱维铮《大师》丛书序

朱维铮从来不是一个只懂得做学问的“老学究”。严苛的外表下，亦有柔软的内心。

在许多复旦人的印象中，朱维铮即使70多岁时，也总是气宇轩昂，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光华大道上穿梭，腰杆笔直。他还曾是复旦大学话剧团的台柱子，演过话剧《秋瑾》的男主角，也是系里100米短跑的纪录保持者，这个纪录保持了至少20年。喜欢做菜的他常常亲自下厨招待学生，晚年依旧请学生们下馆子。

1996年7月14日六十寿辰与学生在一起

朱维铮也一直身体力行，履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只要是学生邀请朱维铮去讲课，他从来不拒绝，反倒是一些高价聘请他去演讲的商业活动，先生常常婉拒。他和王元化一同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担任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大师》栏目的学术顾问，帮助栏目选题、策划、审稿，长达6年。制片人王韧第一次试着给朱维铮发电邮请教问题，两天后的早上七点半，收到了由朱先生夫人代为传真的回信，整整27页。这封长信，朱维铮写了两个通宵，不到一个小时前刚刚写完入睡。

朱维铮与王元化（左）

让朱维铮欣慰的是，“当《大师》连续播出后，最感兴趣的是中学生”，他们看到了各行各业杰出人士的成长过程，有助于他们“了解怎样做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人”。

2006年，70岁的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汉学系教授傅敏怡评价朱维铮是“低调的大师”，“现代启蒙与传统学者的理想在他身上相得益彰”。而朱维铮始终谦称自己为“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

朱维铮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证书

对于“大师”，朱维铮给出这样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因此“谁都不能自封或他封为大师。”

直到去世之前，朱维铮心里挂念的始终是他的学术、学生，和他一手拉扯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在病床上，他反复校订着新版《音调未定的传统》，直到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

朱维铮书房一角

在学术界、思想界和史学教育领域奋斗半个多世纪的朱维铮，从未离开过复旦大学。“埋在复旦校园的某棵树下”，是他的遗愿。虽未达成，朱维铮以另一种更为长久的形式，融入复旦灵魂的深处。

朱维铮（1936.07.14～2012.03.10），男，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

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

组稿：校融媒体中心

文字：殷梦昊 尚嵘峥

参考资料：《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

图源：历史学系

责编：殷梦昊

编辑：邓晨菲 章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