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只当过一次“老板”，那就是在广州芳草街44号开办了北新书屋。

鲁迅到广州后，因当时“广州文艺方面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芜杂得很”， 就想开一家书店，把北方的北新、未名社出版物介绍给广州青年。店址经多方比较后，以每月60元租金租下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芳草街44号二楼，前房用作办书店，后房住人。该房原是孙伏园离粤赴武汉留下的空房，有二个房间、一个厨房。前房的书店三边矗立书架，中央一个长柜，顾客只能挤在书架之间，站着挑选书籍。书店将当时流通不到广州的作品托人寄到这里出售。

书店为什么叫“北新书屋”？许广平特意写过一篇《北新书屋》的短文，详述北新书局开张的前因后果，发表在同月31日广州《国民新闻》的副刊上，广而告之。其中说：“名目呢？书籍多是北新书局的，但这里又不是书局，倒是人家，那么，叫作‘北新书屋’吧。”相当于北新书局设在广州的代售点，实际上完全由鲁迅自收自支，北新书局不参股，也不干涉经营，只是给鲁迅不定期邮寄书籍，如开业前几天，3月17日收到9包，3月24日收到26包，3月25日收到15包。此后鲁迅每月均能收到图书，最多的一次是4月30日收到北新书局的32包和未名社的8包，计40包。同时，因未名社包装之法非常简陋，最初所寄之书，“纸包无一不破，书名破损”，而北新之包，无一破者，因此鲁迅也提醒李霁野“望此后寄书，可往北新参考其包装之法，以免损失”，做事不可谓不缜密。

1927年3月25日，“北新书屋”在芳草街开业，原来清冷的芳草街顿时热闹起来，鲁迅也兴高采烈地在书屋里招呼前来购买新书的青年，并和大家畅谈未名社的书刊和《莽原》杂志在北方的影响。书屋平时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经营料理，稍有空闲，许广平也来帮忙。鲁迅也常常抽空来和青年见面谈文学。

北新书屋开业头两个月，确实热闹兴旺了一阵子。关于这一点，从鲁迅的书信中就能看出来。如4月9日致李霁野：“前回寄来的书籍，《象牙之塔》《坟》《关于鲁迅》三种，俱已卖完，望即续寄。《莽原合本》也即卖完，要者尚多，可即寄二十本来。”并讲了他当老板的一个发现：“这里的学生对于期刊，多喜欢买合本，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买全。”“《穷人》卖去十本，可再寄十本来。”“托罗兹基的文学批评如印成，我想可以销路较好。”如此大谈图书生意，在鲁迅一生中，绝无仅有。

许广平回忆道：“作为文艺性的读物，广州青年这方面却大感缺乏，鲁迅为填补这一缺憾，经过一位青年朋友的帮助，在芳草街的一个楼上借租下来，在当时还流通不到南方的鲁迅作品以及未名社的一些作品，陆续寄到这里出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在鲁迅的辛勤开垦和耕耘下，北新书屋成了广州文艺“沙漠”中一块小小的绿洲。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广州“清共”， 广州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一批进步青年被抓被杀，进步出版物受到查处，鲁迅悲愤万分，毅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书店也迅速走下坡路。

鲁迅本来不善于做生意，这个书店，也是在犹豫中开起来的。许广平说：“幸而四五天以前，书籍陆续的寄到了，书店本可以逐渐开起来。但是这位先生却又不想开书店了，——其实也不会，——以为麻烦得很，不如托一个熟人随便出掉它。”鲁迅开书店的初衷首先是觉得“广州的文坛太寂寞了，想‘挑拨’一下”，从效果来看，“挑拨”的目的也达到了，而此时形势不容乐观，是该到关停的时候了。8月，北新书屋关停。旧址现在连门牌都找不到了。

（作者薛林荣 中国作协会员，业余从事鲁迅微观研究，致力于从日常视角探讨鲁迅的精神世界。）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