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郁尚高 笔名一冰，1947年出生，崇明竖新镇人。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上海第三十五棉纺织厂退休。现为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十多余年间撰写地方文史资料40余万字。在市级与本地刊物发表文艺作品多篇。©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编辑授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崇明还有个“踏二等车”行当。因为那时公交车稀少，来崇旅客出行十分不便，于是自行车载客一业便应运而生了。车主们在车站、码头、集镇等处专门从事载客服务，收取佣金，被美名谓之“二等车”。当年，崇、启、海等地，踏二等车一业都十分兴旺。

二等车，除载客外也载货，10公里路程单行价约在8角到1元之间。那时的8角1元和现在的币值不可同日而语。六十年代之前，崇明有自行车的人凤毛麟角。到了中期之后，自行车在崇明悄然流行，但仍很稀少。倘若有人置买了一辆哪怕半旧自行车，也必然会惊动四邻！说它比现在的轿车还“金贵”，也并非虚妄之言。

那些专业从事踏二等车者，须经考试合格后领取“派司”才能上路，他们的硬牌照是红色的。无证无牌的自行车载客就被叫作“野鸡车”，野鸡车载客要受到专业管理人员的拦截。故野鸡车主还得与乘客有个约定，假称两人关系是亲戚或朋友。正是“文革”期间，无论正规的二等车还是野鸡车，生意都很红火，因为多的是“外调”人员。        

我父亲是农村大队干部。1962年，为了工作方便，他托人组装了一辆重磅车。这里说的是“组装”，质量当然比正牌低，但价格便宜了，然而还是排上了生产队里的第一辆。

堂哥大我4年，他经常出去踏野鸡车。1968年我从学校毕业回乡 “战天斗地”了，堂哥就多次游说我去踏野鸡车。起初我还有点好高骛远，对此行当不屑一顾，经不住他的再三再四，我就范了。那阵子，每天凌晨4点左右起床，到6、7里路开外的前进农场，载客到堡镇船码头。

第一次上阵，坐我车的是个农场女知青。一路上少不了啦呱。女知青六七届高中毕业，祖父还是个革命烈士。我和她同届，我们的闲话多了起来。她很健谈，毫不回避那个年代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也述说农场劳作的艰辛、生活的困厄、想家的难耐。当说到摔跌田埂时一只癞蛤蟆从她掌背爬过时，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心有余悸呗。我除了安慰还是安慰，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到船码头，天才微明，我这才打量起面前的这位同龄人。她理了个时尚的游泳式短发，一张圆圆的脸，两道秀眉下闪眨着一对似会说话的大眼睛，只是戴着口罩难见她的真容。她眨巴着美目提过一张1元币：“不用找了。” 我哪能捡便宜，还是找零了给她。女知青走出了好几步，又回过头向我扬手：“谢谢啦！”还用谢么？我是出劳力得钱，天经地义。出于礼貌，我回了她一个点头。说句调侃话，要是那年代有手机有微信，难不定还会建立个联系方式，可是，我是同龄人中的情窦迟到者。

既然开了踏野鸡车那个头，我从原先的厌于斯事逐渐到了乐此不疲，因为人民币有它特有的诱惑力，何况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其间，还阅人不少，见闻良多，更有种种多味的、让人忍俊不禁的奇遇……

记得有一天坐我车的是个50来岁的上海客，从竖河镇到船码头。那天五更里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地面很湿滑。在堡镇燎原电器厂门前，煤碴路面坑坑洼洼，全是积水，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车到船码头，吓，客人呢？我浑然不知他是什么时候下的车。车钿事小，倒是心痛一把油布伞还在客人手里。返回是一种本能。半途碰上了，才知道他就在坑坑洼洼处跳下车的。我的“马大哈”满分了！也嫉妒他的跳车技术太优秀了！“小伙子，不要莽撞，还是安全第一为好！” 我对他充满着尴尬的歉意。我说：“上车吧”，想以此淡化些过失。客人递过伞来，又没打我车钿折扣，幽黙的回答说：“才扁担长一段，就11路电车了（意即两条腿走过去了）。” 事后，我为此还自嘲了许久。

而另一次奇遇，却使我愤愤然了好几天。那是一个浓雾天，农场的一个男知青坐我车，他理着个板刷头，长得五短身材。过堡镇红领巾桥后，他说要上厕所。我在马路边左等右等不见他出来。又一阵耐心等待后还不见他人影，就去厕所探看了。天哪，人毛没有！他蒸发了！一路找寻直到码头候船室，终未见到他。有意躲避，能让人轻易逮着？堂哥说：“你是第一次碰上，我中彩几次了。” 人有等级之分，他又该属哪个等级呢？那时，乡间对“阿乌卵”的印象很差，于我也算领教了一次，但愿上苍能给他一个悔悟的机会。

奇遇中还有令人难以启齿的故事。有个下午，堂哥在船码头接上3个外地客，坐我车的是个近40岁的女同志，穿着很洋派。他们的目的地是北沿公路的海军农场。穿过港沿镇后到了一条高桥处，此时堂哥他们落后了我好多。车下北桥堍后，女客人操着不太标准的普话，要我停车，还口中喃喃“他们这么慢！” 边说边和我站成“丁”字型后，立马解下裤子在路边方便了。好在行人不多。我除了背转身去就是耐心等待。大概她实在憋不住了。大千世界中竟有草率到如此不顾自重自爱的女性？那怕挪动几步找个稍有遮档的所在也无不可啊！

踏野鸡车很辛苦，也很散心。有了许些活钱，于是我上服装店买了件涤卡面料的“上海衫”，一时被队里的伙伴们誉为“洋装”。在乡村，我算个乖孩子，所得“活钿”也隔三差五上交父亲，以贴补家用。

这段经历大约有3、4个月，之后，我被大队里推举为水利业务员，便告别了踏野鸡车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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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沈雯逸

审稿 | 陆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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