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鹏飞

妈妈五月初四过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回家给妈妈过生日。这次回家，偶然碰到了儿时玩伴，30多年不见，紧握的双手，难舍难分，因为有急事要办，只能怅怅分别。

第二天上午突发奇想，能否将已嫁的儿时伙伴聚在一起呢？想法告诉了妹妹，妹妹迅速的从左邻右舍找来电话号码。一一妹妹几个打电话过去，得到了几乎是统一的回复：没问题，准时到。她们当中有三个是嫁到我们本村儿，一个嫁得离家三四十里，一个十来里。名字分别是：红艳、王素荣、兰英、艳茹、秋兰。虽然她们嫁得并不远，但各自持家，平时也就是打个照面儿，很难相聚在一起。都联系停当，兴奋而激动的我等着时间的到来。

她们都是我前后左右邻居，从小常常吃一个妈妈做的饭，一个被窝睡觉，晚上一起拿着小板凳去村里、邻村看电影，有时经常看着看着，靠在另一个伙伴儿身上睡着了。我的记忆里她们早早的就学会了打毛衣挣手工钱。因为她们上面有哥哥，姐姐，还有父亲。所以没怎么去过地里。我父亲过世早，我不上学了就一边下地干活，一边跟她们学打毛衣挣手工钱。常常是坐在我家的炕头上，伸着大腿。一人守着一堆毛线。因为毛衣是花儿的，花儿的手工费多，有时会有十几种颜色的线，错落地挂在织针上。他们的手很快，基本上是一边聊天，一边是毛衣针相撞的啪啪啪响。一个人领上十来件的毛衣，到时间把织好的成品交了去再接着领。这种活计一年四季都有，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很适合女孩子，所以她们一年也不少挣钱。我没有他们织的多，因为还要下地干活。干活回来，想吃谁妈做的饭就告诉谁妈，尤其是到了麦秋、大秋的时候。我最爱吃我一条街的一位老奶奶烙的发面饼，有一次还下着雨，我跟老奶奶说想吃发面饼了，老奶奶中午就弄好了五六张大铁锅烙的四五十公分的大饼送了过来。老奶奶家有七个孩子，我和她家老四年纪相仿。她辈分比我爸大，人很好，很年轻，所以我们叫她漂亮奶奶，现在都不敢想象，她自己那么多孩子，怎么做到还给我烙饼？且不止一次，不止我一个人，我们想吃饺子了，也去她家吃，她包的蒜黄猪肉、韭菜猪肉饺子都非常好吃。

艳茹是我儿时玩伴的南邻居，比我小几岁，但不影响我们在一起玩，她家哥哥多，家里很娇惯，中等个，脸圆圆的，很会说，很乖巧，我们都很喜欢她。她的爸爸脾气很不好，但孩子们怎么折腾都不管，我们时间长了不去就会念叨。

秋兰也是我的南邻居，在艳如家的东面，是家里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又高又瘦，娇惯得像个大小姐，眉清目秀，十指纤纤，打毛衣最快。现在却是泼辣能干，干脆利索。我跟她妈妈叫姥姥，叫她老姨。姥姥比我们几家的妈妈年纪多大，所以我们都认为是旧社会的人，故而老姨说话的词语有时和我们的也不一样，比如“跑马戏”的老姨总是说“跑马卸”的，每每听到这样说，我们就会哈哈大笑。

红艳是我们家东邻居，大眼睛中等个儿，机灵、活泼、开朗很能干。我跟她妈妈叫奶奶，但很少称她为姑姑，从小都是叫名字。王素荣、红艳是亲姐俩，王素荣比我小一岁，红艳比我小好几岁。我们两家隔着一道墙，小时候墙是土的，雨下得时间长了，墙就会出现豁口。所以我们三个经常挤到一张床上睡觉。

我家后面的邻居叫兰英，她上面有一个姐姐，长我一岁，所以我跟她叫二姐，身材高挑，为人善良，慢言细语，眼光独特，我不上学后就一直和她们打毛衣，她的口头禅是：“如果我是男人，一定要娶你”，所以我妹妹无论在家还是在街上碰到，总是叫她二姐夫，直到她出嫁了。

我从小就拙嘴笨舌，也不会学个话，一点也不如她们几个嘴巧。妈妈对别人说我总是“我们家那个傻子”，直到现在我依然如是。但我很喜欢和她们玩耍，听她们说话。

等着相聚的这段时间，儿时的情景断断续续连成画片。一晃30年过去了，那些纯真，善良，柔弱的小姑娘都嫁人了，她们过得好吗？我很难想象她们的容貌是随着岁月的侵蚀而变得苍老憔悴，还是一如往昔的天真快乐？相聚在一起时，她们聊的是生活的艰辛还是人生的抱怨？她们的面容一眼看上去是欢欣还是忧愁？她们的话语、言谈中表露出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呢？在这忐忑的胡乱猜测中，相聚的时间到了。

当她们一起拥进包间，一起向我说话的时候，我的耳膜瞬间几乎炸裂一样嗡嗡作响。久别重逢的激动让她们没有了姑娘时的矜持，大声地、开心地、爽朗地相互问候着各自的近况，时不时爆发出震耳的笑声。她们脸上洋溢的满是幸福，看不到岁月的痕迹，只是身材比姑娘时丰满圆润了很多。她们都没有我的孩子多，最多两个，大部分儿娶女嫁了。她们嫁的都是本村、邻村，虽住在村子里，但城里都有房子，除包工头红艳外，有两个从未打过工，有两个竟是为了排解一下更年期时烦躁的心情而找份事做，可见她们的男人有多能干。看着她们眼角溢出的满满的舒心和畅快，毋庸置疑都是被自家男人宠出来的模样。她们各自褒贬谈论着自己家的那个傻家伙（自己的男人），说完哈哈大笑。她们说着笑着，笑着说着，时不时擦拭着眼角的泪水，我被她们感染着，跟着她们一起开心地傻笑。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满脑子还是她们幸福的模样和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