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芳（澎湃新闻编委）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期

“新十条”之后，疫情防控大转向，从防感染转向防重症，很多城市感染人数飙升。作为群众中一分子的记者，不少也中招了。相比受众在朋友圈“晒阳”的释放，一些中招的记者还要肩负工作任务，进行“现身式报道”。

某电视台记者是“现身式报道”中的一员，“阳”后头两天在自己住处做的报道挺好：第一天介绍自己出现症状并采取各类“自救”措施，如多喝水、物理降温、喝连花清瘟等；第二天在症状持续甚至加重时，还出镜连线了医疗专家，以自己作为案例请专家分析了一番，向公众传达“阳”了后的注意事项和心理调整……都是非常有借鉴性的提示。

“翻车”出现在第三天，该记者被转运至方舱医院，并得到药物治疗。电视台的同事带着“第三天也是新冠患者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她在方舱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的疑问，到方舱里去探访。视频镜头特写了方舱门上挂着的“床头卡”，上面清楚地写着该记者的名字、年龄。进入室内后，观众可以看到方舱虽小但条件很好，里面有两张床，但另一张床上没人，此外还有小冰箱、空调、电视机、办公桌椅，床头位置是一幅几乎横贯墙壁的水彩画（资料显示，应该还有独立卫生间）……镜头画面中，该记者还介绍，医生为她开具了退烧药布洛芬混悬液、泰诺、用于止咳的急支糖浆。吃了这些药后，自己咳嗽改善、不再发烧、头痛缓解。

这则视频报道发出后，该电视台的微博就沦陷了，招来一片批评声，诸如：“这位小姐姐是80岁了吗，住这么高级的方舱，留给90岁老人不好吗？”“年轻记者住进方舱套房喝着北京家长一瓶难求的儿童用药布洛芬混悬液。”

公众对该记者的质疑，其中有误解的部分。笔者了解了一下，小汤山方舱医院和小汤山医院并非同一个，该方舱医院2022年5月才启用，在本轮疫情中则是于11月初启动，确实以收治轻型和无症状感染者为主，看之前的报道可知收治的患者从低龄儿童到70多岁的老人各年龄段都有。该方舱医院的条件确实很好，与其他场馆临时改造的方舱医院不可同日而语，其入住的条件和标准为何不太清楚。2022年12月7日北京发布落实国家“新十条”的细则明确，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据笔者了解，“新十条”后因为大家更愿意居家隔离，方舱医院不仅不拥挤，反而很多人希望出舱回家隔离。这样看来，该记者的做法并不违规（其为何被转运至小汤山这家方舱医院暂且不知），甚至此时也还没挤占到医疗资源。当然，因为住在方舱里，该记者获得了非常稀缺的退烧、止疼、止咳等药物，确实是得了一些便利。

在视频中，该记者谈到了自己“现身式报道”的初衷，初衷是好的，而且在自己身体有恙时仍然继续工作、为公众传递第一手信息，其出发点颇值得肯定。但结果的“翻车”，也给媒体同仁的“现身式报道”敲了个警钟。

“现身式报道”与日常的记录式、体验式报道都不同。在后两种形式中，记者的身份依然是纯粹的记者，带着受众的问题和关心去采访、去记录、去体验，目的单纯是为公众服务。因此可以要求受访方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配合采访，记者甚至可以模拟多种身份并进入各类特殊场景采访，以求得报道的最大宽度。

“现身式报道”则不同，记者本身是当事群体中的一员，会涉及利益冲突，有时甚至会和当事群体存在资源竞争。因此，在现身式报道中，记者可以述说群体的共性问题、可以告知个人体认，但不能以报道为名、以记者身份要求给自己提供任何便利或者特殊渠道。

再回头来看，该记者解释称住进方舱医院的原因是为了方便与同事配合完成报道工作。但考虑到这是“现身式报道”，任何给自己便利的理由都不可取，哪怕是以工作之名。

涉疫新闻复杂而敏感，尤其如今正处在政策转向期和公众焦虑期，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到公众情绪的火山口上。做此类报道尤其是“现身式报道”时，不能仅衡之于合法合规，还要合乎情理。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云芳.“现身式报道”如何避免翻车[J].青年记者,2023(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