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首，家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追忆往昔，过去的生活图景在“打边炉”的水雾里交织，百般滋味，融入汤中。依靠食物，我们生；经由记忆，我们活。

　　今年90岁的邱女士，于癸酉年除夕出生在东埔村，婚配后杆柄村杨先生，内外子孙80余人，对本地民俗掌故了解颇多，是石狮近百年社会变迁的见证者。数年来，笔者为邱女士做了系列访谈，涉及时代变化诸面相，生动展示了独特的“石狮记忆”。现择取其中片段刊布，以飨同道。

　　一

　　很早的时候，我们村的小学就办在现在的老人会那里，我就在学校那里帮老师们煮饭。小学里的老师来自好几个地方，除我们村以外，还有来自下宅、港前、永宁、西偏、沙堤，甚至泉州的老师。以前老师来教书是一周都在学校里，周末才能回去。外村的老师里，除了老陈和蔡老师没在我这里挂餐，其他人都来。这些老师寄我这边煮饭都是要搭配着吃，只有中午一餐是米饭，早晚两餐都是地瓜。

　　主食是老师们自己带来，他们拿来的有些地瓜干坏了只好给猪吃，我就另外把家里好的分他们吃，煮在同一锅里。如果是煮米饭的话，就单独给老师们煮一锅，煮好再用饭勺把饭划分成若干块，由他们自己盛走。当时老师们的月工资才2元，还有一担煤球的票，政府每个月补贴7毛钱的开水费，寄我这煮饭，我就要每天帮他们装好一壶开水。

　　二

　　我父亲以前在海边开鲑寮。鲑寮就是用竹子搭的一些棚子，春夏时节拆掉，到冬天下海捕鱼时搭起来。原本是很大一间，还有一个楼阁，建在沙滩上，离海水不远处。船靠岸后，渔民便挑着鱼到寮内，灼鲑、洗鲑。

　　公社时期，家里实在困难，我就去东埔拿鱼回来卖。那时卖鱼是会被抓的，鱼都要绑在身上。比如说带鱼，一条一条捆在腰上，一次都要背十几斤，双腿根本迈不出去。每次回来那些带鱼都在冒烟，因为带鱼吸收人身上的热气。以前的带鱼肥得都快流油出来了。我一天要从后杆柄去三趟东埔，天一亮就去一趟，卖完了又走回东埔，等走到已经是中午了；中午渔船到了就再拿鱼回来卖，傍晚船靠岸又有新鲜的鱼，我就又出发，回来就要晚上了。

　　那时候，东埔的船也都归公家，渔民出海捕鱼，捕到的就记入公家，就好像现在发薪水一样，通过赚工分的方式，到月再领。说是这样说，公家没有真的给你钱。渔民也都是吃公家食堂，食堂有设菜单供选择，你选好了，食堂就帮你煮。一个月发一些票，你可以分几次买，也可以一天买一次。后来食堂散了，生活艰苦得很，有钱的可以继续造船，没钱的只能去打工。

　　早年间，我们这边人会挑海水来沤肥。当时东埔有个人在沙堤水产厂工作，跟我们认识，所以每次家里孩子跟着大人去沙堤挑海水都去找他。挑来海水、鲑水，去水产厂里挑的就是洗鲑的水，倒到茅坑里，比较肥。

　　三

　　当时结婚都是经人介绍，只看过对方照片。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结婚的，不过还是有择日，同一天村里另外两对就没有。那时候结婚要在小学里开茶话会，小学刚建好，我们是第一对在那里办新婚茶话会的。院东、郭宅等周边邻村的人都来参加。茶话会就是简单放些茶水、瓜子，大家围在一块喝茶、聊天。

　　我结婚后不久，公公从菲律宾那边寄来80元，在当时是好多钱了。过了很久，又陆续寄来几次20元。再后来，我公公寄来一封信，说他已经没有赚钱了，但他有交代他在那边的番仔大儿子，让他寄钱回来，才又寄来20元。这个番仔小叔子以前都有寄信和寄照片回来，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到龙穴，大儿子有读我们这边的书，会说我们这边的话，另外两个不会说。公公的番仔大儿子没回来过，在菲律宾那边早上蒸点馒头卖，卖完就又去打工。不过，他有让他的孩子学习闽南话。菲律宾那边的亲戚有的在烟厂做工，有的在市场摆摊。其实，两边生活都不容易。

　　有一段时间菲律宾的钱汇不过来，这之后是送信的人来送钱。我们东埔很少人出外，才那么一两个，基本上见不到什么送信的人。后杆柄就不一样了，基本家家户户都有人出外，每天都能看到送信的人来送信。一开始是送信的人直接把钱拿来，再后来是发给你一张单，我们再凭这张单去取寄回来的钱。以前还是用银圆，寄回来的银圆有些人家要去挑回来，重得很哦。

　　有一种华侨票，从菲律宾寄多少钱就有多少票，如说寄了100元，就包含多少斤肉、米，也可以买油、买糖。那个时候的侨眷生活都很好，当时发稻谷，我们缺少吃的，就把分的湿湿的稻谷放到石臼里捣碎了，三餐煮来吃，吃到没有了，再去挖地瓜，三餐吃地瓜。侨眷米都吃不完呢，所以当时发的稻谷侨眷都没有吃，晒干了存放起来，等到新稻谷快要出来的时候，旧稻谷就拿去舂。以前旧稻谷要挑去厝仔舂，当时挑一担是两角，我们夫妻俩去给人家舂米，四角就要舂一百斤稻谷，要打得很白，是个重体力活。……（本文由邱女士口述，杨雅云整理，杨园章撰文，颜华杰配图。杨园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