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伯驹

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

张恩岭

张伯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响亮、最活灵活现的，莫过于他的收藏了。可以这么说，他在收藏界的名声和故事，掩盖了他在诗词、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

一提起张伯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大收藏家身份。在文化圈还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回顾他的收藏经历，有助于了解那些珍贵书画的流传轨迹，以及在战乱年代，爱国之士为保护珍贵的文物所付出的心血。

自号“丛碧”喜收藏

张伯驹文物收藏的生涯始于1927年。这年夏天，张伯驹徜徉于琉璃厂古玩画铺，收藏了他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当时，这幅墨宝挂在墙上已有一段时日，但无人问津。因为对传世的康熙御笔，行家都很熟悉，笔墨沉着厚实，气势开阔，拙而不滞，豪气逼人，充满阳刚之美。而眼前的这幅却是飘逸秀丽，一反以往的风格。但张伯驹却认定了这是真迹，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至，也许会变更字体，但其中的神韵却不会变，这就需要行家认真辨别。张伯驹细细查看了落款和印章，心中有了十足的把握，就把这个横幅买了下来。

从此，他自号“丛碧”（有人认为是字“丛碧”），自命宅院为“丛碧山房”。这“丛碧山房”就是张伯驹所住的北京弓弦胡同1号院的一个院落，是其父张镇芳在京城当官时置办的产业，最早是李莲英的旧宅。宅子面积很大，院落四五个，会客厅、走廊若干，果木繁盛、花木葱茏，亭台楼阁，美不胜收。

张伯驹在收藏界起步虽晚，起点却高，底子也厚。同时，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细数张伯驹收藏的珍贵书画，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中国山水画传世最早的一幅，在中国绘画史上堪称开篇述祖之作；其他如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均为传世孤品；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等，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三求《平复帖》终如愿

收藏《平复帖》的经过，成了张伯驹收藏故事的经典和传奇。

张伯驹最早是在1936年见到《平复帖》的。那一年，湖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北平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在这次展览会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这可是《平复帖》诞生170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展出啊，所以在文化界、书画界引起巨大轰动。

展览会后，张伯驹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溥儒说，我并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元来。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也就是1937年初，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交涉，愿以6万元求让，溥儒仍坚售20万元，又未能成。

1938年1月28日，农历丁丑年腊月二十七，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使张伯驹求购《平复帖》的愿望终于实现。

傅增湘喜爱收藏古书，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成了忘年好友。在这次相遇中，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

不料，张伯驹听了以后反倒面露为难之色。他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他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

“我知道您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溥儒说。”傅增湘表示要促成这件事。

回到北平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

“溥儒要价4万元，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傅增湘就这样为张伯驹做主了。

按照傅增湘的意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两个月付清。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复帖》，其心情的快乐与感慨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本来，收藏者的快乐就是出自喜欢和热爱，为藏品尝尽酸甜苦辣而无怨无悔。收藏者最欣慰的就是在玩赏中品味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达到与先人的沟通。

说实在的，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不十分复杂，也没有过分惊险，令人敬佩的是张伯驹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他收藏《平复帖》的初心和后来毅然捐出《平复帖》的壮举，这才是“三求《平复帖》”故事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

舍弃豪宅只为购画

张伯驹收购《游春图》的过程，是一个最富吸引力和传奇性的故事。《游春图》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主要因为《游春图》命运的曲折与巨大的价值，以及张伯驹为收藏该图而不惜出卖心爱的房产，几近倾家荡产。更重要的是，张伯驹在收购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比金子还要可贵的人品，以及慨然把《游春图》转让给故宫博物院的大公无私的民族情怀。

展子虔擅画山水画。《游春图》是展子虔唯一传世的作品，这幅画卷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因此，它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946年初，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北京琉璃厂墨宝斋的穆蟠忱、玉池山房的马霁川和文珍斋的冯湛如等6人合作从长春购得《游春图》。

张伯驹知道了《游春图》的事情后，就力主故宫博物院回收，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回收后，才决定自己收购，他的初心当然就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民族情怀。张伯驹委托的交易中间人是马宝山，而《游春图》所有者的文物商们，又推出李卓卿为卖方代表，马霁川实际上没有参与《游春图》的售卖过程。

李卓卿和张伯驹最后谈妥的价格是黄金200两。200两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张伯驹因资金紧缺，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卖掉了“丛碧山房”。这套占地15亩的住宅古朴典雅，价值不菲，却为了一幅画而售出。

成交之日，马宝山请张伯驹和李卓卿同到自己家中，由马宝山作保，李卓卿亲手将《游春图》卷交与张伯驹。

1956年，张伯驹毅然将《平复帖》《张好好诗》卷等多件古代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表示，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今天，当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安静地欣赏《游春图》等珍贵的中华文物时，也让我们以一片感恩之情真挚地缅怀伟大的收藏家张伯驹，也要感谢文物商人中的爱国者，感谢他们为中华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出的贡献。

（原载《周口晚报》1月5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