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胡金 褚陈静 张彧
图自视觉中国
“今年，我们能不能‘爆竹声中一岁除’？”
新春将至，烟花爆竹的“禁”与“放”，再次成为舆论场上的焦点。地方政府在陆续出台新规，西安、郑州等地重申全面禁放，北京、大连等地规定限时燃放，杭州则把它列入“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一时叫好者有之，辩驳者有之，莫衷一是。一声“爆竹”几点“烟花”，缘何拥有如此大的能量？
这背后既有公众对驱疫逐疠的期待，也有逐渐升腾的烟火气，让走出三年疫情阴影的人们，渴望着重新找回错过的生活。以当下的热度看，如何做好“禁”与“放”这道题，不仅是一次关乎民意的平衡抉择，更是一次地方治理能力的小考。
“禁”与“放”？何去何从？
（一）
支持燃放烟花爆竹，是为了释放心灵。
三年疫情，每个人都不容易。人们压抑了许久的郁闷心情，太需要一次彻底的释放。“烟花向星辰，所愿皆成真”，既是一种宣泄和告别，也是一种迎接和自我激励。
支持燃放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传统年味的牵挂。
“东风夜放花千树”。曾经，热闹的爆竹声和漫天的烟花雨，是过年的标配，更是记忆中年味气氛的实力担当。作为一种辞旧岁、迎新年的传统民俗，在很多人眼里，没有烟花爆竹的新年是没有“灵魂”的。
如果传统节日失去了活动载体，年味自然越来越淡。尽管有一些替代方案，但不可否认的是远不如过去热闹。这样的诉求，从烟花爆竹的全面禁放开始，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然而，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放”有理由，“禁”也有依据。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想远离“万斛尘飞日为霾”，承载着人们对安全隐患的重视、对环境问题的关心。毕竟“禁燃令”的施行，在减少烧伤炸伤、治理雾霾天气、减轻噪声污染等方面的成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不少人忧虑，一旦选择了“放”，燃放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空气污染物，不仅会使空气质量迅速下降，还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给医疗机构平添负担。要知道，目前很多城市正在“过峰”，一线医疗救治资源仍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压力。这又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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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为什么要燃放烟花爆竹？其本质仍是一个文化命题，文化传承需要有具体载体。
烟花爆竹在中国的历史颇为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先秦的“爆祭”和“庭燎”。在南北朝编撰的古籍《荆楚岁时记》中也有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魈恶鬼。”
“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烟花爆竹不仅仅是年味儿的象征，更是传统故事里驱赶年兽、祛病驱邪的精神寄托。在年关，人们将文化认同、阖家团圆、寄望新年等诸多情感浓缩在这一挂鞭炮、一束烟花之中，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延续千年的浪漫情怀与文化的仪式感。
往往一听到爆竹声，人们流淌在骨血中、根植于传统的“文化情怀”就会骤然发酵。有人会戏称，DNA都动了。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多年全面禁燃和三年疫情冲击，种种举措正让我们的年味，陷入无处安放的尴尬——
没有烟花爆竹的春节，小年平静，除夕寂寂，上元无声。看不见繁华夜空，听不到吵闹喧嚣；品不来新春喜庆，闻不出除夕味道。小孩子对“年文化”的所有想象，都只能在书本中寻找空洞的答案。
与之相对的是，韩国申遗“端午祭”成功，最近又在申请烟花非遗……这些年来，我们传统的中医药、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墙内开花墙外香”。外来文化的大行其道，背后是对类似烟花这种传统文化载体“一刀切”的简单粗暴。
节日是一种仪式感，是一种文化脉络传承的对证。如果没有了形式上的载体，又有谁有兴趣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味呢？
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精神文化的失落会比贫穷使人更空洞。”一个民族最深的文化是植根心中的“文化心理”，连根拔去后留下的大块空洞，该以何填补？
图自视觉中国
（三）
“禁”与“放”，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关系。
笔者认为，“禁”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一种进步；“放”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自强，也是一种进步。具体到烟花爆竹究竟该“禁”还是该“放”，应当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也不建“一言堂”，方能凝聚最大共识。
能不能给“禁燃令”松绑？
首先，要明白无论是作为传统文化，还是作为传统产业，烟花爆竹都没有“原罪”。当前客观存在进一步放开的条件——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空气质量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PM2.5降到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2021年达到了87.5%。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都曾做过实验，证明燃放烟花爆竹比起工业排污、汽车尾气等长期存在的污染源，对整体的环境影响并不十分突出，属于小概率事件。小的污染物遇到刮风或下雨，几个小时就可能消散。
地方政府在安全方面，也早已不是除了“禁”就束手无策的状态。前不久，一场绚烂的焰火嘉年华在湖南浏阳上演，全网直播获得了1476万的点击量，诉求意愿明显。
其次，“禁燃令”有刚性，不等于没有弹性。纵观数十年来国内各大城市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的变迁，大体呈现从“全面禁放”到“局部限放”再到“严格禁放”的整体趋势。其中，民众的呼声，始终是改革的“哨声”。
至少从法规条文上看，烟花爆竹的燃放具有可行性。根据现行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事实上，近期，浙江已有部分地区对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比如，瑞安市允许城市居民在2023年春节大年三十至初三期间全天经营并可燃放烟花爆竹。杭州市往年主城区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周边区块可以科学划定非禁放区。
今年有望迎来新变化吗？笔者咨询了相关部门得知，省市正在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希望在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隐患的同时，处理好有限燃放与安全、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刀切”是懒政思维，“大撒把”是“甩手掌柜”。如何规范生产、加强引导？如何划定燃放时段、指定燃放地点？如何在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隐患的同时，处理好“限放”与安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既让“年味儿”更浓郁，又让“年味儿”更清新？这道“既要又要”的双选题，考验着地方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倘若在未来回望现在，这些年对烟花爆竹的“放任无序”和“一禁了之”，可能都只是漫长发展进程中的小插曲。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能不断提升公共事务治理中“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统一、辩证思维的能力，取准人民群众的“最大公约数”，作出合理合情的安排。
我们相信，只要经过科学的论证，做好充足的预案，多问几个“能不能”，放几天烟花爆竹，天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