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达

2023年6月14日下午，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文科楼内，一场精彩的讲座正在进行。讲座者为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黄灵庚，讲座题目为《屈原生平行迹及著作时地考》。在讲座第四部分，黄灵庚与众多听众分享了屈原放逐行迹及终极地的见解。他沉稳而又坚定地说：“楚顷襄王四年春，屈原始遭放逐，放逐终极地是古之陵（临）阳，即《鄂君啓节》铭文中的‘㐭阝’在今湖南郴州，且居十五年之久。”

语惊四座，众者愕然。

此乃一重大发现也。

为此，6月16日笔者专访了黄灵庚教授。

黄灵庚生于1945年2月，浙江浦江人，197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为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他先后受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中学语文课本特约审稿，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黄灵庚专攻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为中国古典文献，重点为楚辞文献。他著有学术论文百余篇、专著九部，其中专著《离骚校诂》《楚辞异文辩证》《楚辞要籍解题》《楚辞章句疏证》《楚辞译读》获国家学术成果大奖。其学术课题也主要是围绕楚辞文献展开，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会项目“楚辞文献精粹汇刊与研究”“楚辞词义研究”“楚辞章句研究”“楚辞与简帛研究”。

笔者因《郴州通典》版本选择、价值甄别中的几个问题曾请教过黄灵庚。稍加寒暄后，便探访其屈原生平行迹及其辞赋创作地等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

他说，屈原生平行迹及其二十五篇辞赋创作时地等，均属于《楚辞》及屈原研究中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陈年旧题，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课题。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参与研讨，已延续了二千余载。即是说，古今学者该用的文献材料都用上了，每越向前一步，都非常困难。文献材料是第一要素。但是，在当下，文献材料仍然如旧，地下出土亦无新发现，楚辞学研究难以深入，未来研究中需要突破的瓶颈也在于此。

孟子“知子论世”之旨，始终是研究的原则，即在校勘、疏通屈原辞赋字词意义前提下，将屈原生平行迹及其辞赋创作时地列入重中之重，并罄其精力，期望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一开始，黄灵庚便开门见山，切入主题，言谈中透出浓浓的书卷之气、淡淡的古韵之香。

尔后，笔者就屈原为什么会遭流放这个沉重话题向黄灵庚讨教。黄灵庚略加思索后说：“楚怀王三十年，怀王应秦昭王之约，打算入秦。”当时，昭睢劝谏“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併诸侯之心”。少子子兰则劝王行：“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听从子兰，往会秦昭王，怀王进入秦界，即被秦押至咸阳。

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时太子横作为人质在齐国。在朝之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虽不明言，当属少子子兰。昭睢说“王与太子俱困诸侯，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于是诈赴于齐，迎太子横而归，立为顷襄王。

此时，屈原居于庸，怀王入秦，庸是必须之路。屈原闻之，遮于道以谏。屈原得知怀王被拘留后，独自返归郢中，参与昭睢赴齐迎立太子之事。此时，朝廷之臣分为两大政治派别：一则以昭睢为首的拥襄派，一则以子兰为首的令尹派。屈原当属昭睢的拥襄派。顷襄王三年，怀王病死于秦。子兰明知入秦如入虎狼，而不加阻止，反劝说怀王入秦，致使怀王丧身亡国，罪孽滔天，百死莫赎。昭睢派利用民意舆情，向子兰发起一击，借此扭转被动局面，铲除屯聚于子兰周围的子椒、靳尚、上官大夫等党人。然而在此关键时刻，屈原辖下的“三闾”，背叛师教，成为令尹党帮凶，致使“倒尹”以失败告终。屈原作为拥立顷襄王上位的贞臣，遂遭放逐。黄灵庚研究屈原生平长达五十年，对屈原行迹了如指掌。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笔者直奔主题就屈原流放终极地请教黄灵庚教授。

黄灵庚缓缓地说：“屈原放逐时，他的家人仍然在庸。行途中，除押送差吏外，是没有人伴行的。”梁启超先生说：“就作品上看来，最少他被放逐到湖南以后过的是独身生活。”他于顷襄王四年仲春二月甲日早晨离开郢都，自夏首下水乘舟，顺着夏水向东浮行，到夏浦，即今湖北沔阳。之后停泊不前，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至初秋方启程顺流南下至夏口（今汉口），到鄂诸（即今武昌）。因其是政治犯人，屈原舟行洞庭后又溯沅江至溆浦，陆行后转渡湘江再到郴州。“关山重重，路途遥远，起跋涉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黄灵庚感叹道。

稍加停顿后，他话锋一转：“《渔父》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被髪行吟江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完全是一副被迫害的政治囚犯的模样。这种形象与《九歌·东皇太一》那位祭司，‘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何其相似乃尔。又‘驾青虬兮骖白螭’，着一身奇装异服，似乎是要去祭祀何方神灵？‘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一句道出了埋藏多年的真秘：原来他是要去祭祀重华。重华者，舜帝也。舜帝死葬九嶷山。九嶷山范围颇广，战国时期归㐭阝郡（郴州）管辖，与陵（临）阳近邻，在楚国属于最南端的荒远边地，正是楚国朝廷罪人的流放地。”《哀郢》曰：“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当，是判刑决罪，放之于陵阳。那么，陵阳之地何处？古今注家有争议。今人多取清代蒋骥之说，以为今安徽池州的青阳（即九华山）。诚如其解，显然与下句“淼南渡之焉如”，南辕北辙，不相接榫。“南渡”二字表明“陵阳”在江之南，不在江之东。陵古字通林通临。如《礼记·朎》“毋焚山林”，《淮南子·时则训》林作陵，或通作临。按《鄂君啓节·舟节》云：“上江，入湘，就潭（指长沙），就洮易（邵阳），入[[氵雷]]（耒），就㐭阝（郴州），入资、沅、澧。㐭阝、林，皆从㐭声。陵阳，即《舟节》之㐭阝，郴州古地名，又称林邑。郴字，从林声（《说文·邑部》），现在读chen，是古今音之变，古音读林。林、临、赢、陵、㐭阝，皆双声通用。也就是说现在的郴州，就是屈原流放的终极之地，当时九嶷在其所辖之内。”访谈中，黄灵庚语气坚定。

自此之后，屈原一直被遗弃在陵（临）阳，这让他非常绝望。及至顷襄王十九年，屈原已被放逐郴州十五年之久。“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消息传至陵阳，屈原寝食不安，焦灼万分。父考寝陵是否无恙？妻室子息是否逃离上庸？他再也等不下去了，毅然私自北上。北上行程，取道来时老路，一路奔波，行至汨罗地界，已是第二年的“滔滔孟夏了”，即顷襄王二十年的四月天。此时又传来令人心碎的消息，“秦将白起拔我两陵”。即是说，江以北已被秦兵占领，往汉北上庸之路，完全断绝，若再向北行进，必定凶多吉少；若返回陵阳，又当是违命擅行，朝廷闻之必遣使责之，阻之，且罪加一等。北上即已违命，南下也不能，进退之路都已绝断，屈原悲愤至极，遂于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五月初五投水而死，终年六十一岁。黄灵庚甚为惋惜地说：“屈原沉汨而死，显然是为时事之所不容，形势之所迫所致。若稍有一线希望，断不至此矣。”

黄灵庚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之世，放逐地之㐭阝（郴州）。司马迁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篇中云，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又云，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缤其并迎。屈原行至放逐之地陵（临）阳，且在九嶷山舜祠陈诉己之冤屈。然后作《离骚》，时当在顷襄王五年春之后，年四十八岁。古代“五十以上”是称“老”的下限，篇中有“老冉冉其将至兮”之语，“其将”二字说明作《离骚》时不及年五十。《悲回風》亦形成于放逐之地。诗中叙及该地瘴烟毒雾，不见天日，且严寒交作，地理环境之恶劣，实非人所堪。乃徘徊周旋，以介节之志铭刻于心，则又不知所适，不如依子胥赴水一死了之为快。然则反观中徒之死，而不能复殷社之衰，终无益于君国，又止步不前，心中纠结不能释怀。篇中云，岁曶曶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盖此作应成于顷襄王六年季秋，时屈原年四十九岁。

《卜居》篇首曰，屈原既放三年，为其作《卜居》之时。时在顷襄王七年（前292年），屈原年五十岁。《远游》云，《卜居》虽多想象之词，偶亦见述其行迹，云嘉南州之艳德兮，麗桂树之冬荣。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又说，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又云，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记其游九嶷而北上衡岳。林云铬云，篇中点出南洲山野冷况，其为江南之野所作无疑。斯可谓屈子居㐭阝（郴州），游历衡岳之后所作无疑。时间当为顷襄王七年至十八年间。

《桔颂》为屈子励志之诗，借咏桔以明志。通篇以“受命不迁生南国”为旨意，作于放逐之地郴州。郴地之产桔，至今不衰，有脐橙者驰名九州，为最具地方特色之果品。屈子居郴已久，对此地桔树长期细致观察，深刻了解，且择桔而颂，其意甚深。自篇首至姱而不醜，为颂桔之形貌，果之精色。“类任道”之句为过渡之语，转入颂道。故自“嗟尔幼志”至篇终，以藉屍还魂之法，即藉桔之屍，还屈子之精魂，由颂桔转为自颂。屈子所颂之道，即不迁、不流、不淫可以概括之。篇中曰，嗟尔幼志，谓己自幼抱有大志，至老不衰，是以“异”于众。曰年岁虽少，谓桔之寿不及松柏，喻己之年短促不及彭祖，非以纪年。屈原部分不朽名作，诞生于㐭阝（郴州），又从另外一个方面佐证了屈原放逐终极之地在郴州。在访谈将要结束时，黄灵庚仍然不忘强调其主题。

黄灵庚在《坎坷的经历无悔的选择》一文中回顾了他研究《楚辞》的历程。他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是个传道授业的教师。他崇尚“士以宏道”的价值观念，有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追求。其毕生愿望是为后人留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循规蹈矩搞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没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唯望矢志于《楚辞》研究的后生能有所成就。

1968年夏天，他厌倦于“火热”的政治生活，整天捧着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记》消磨时间。当读完第八十四卷《屈原列传》时，被屈原的高尚人格和不屈精神所感动，既同情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的人生际遇，更折服于他那种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不妥协的精神。于是他一头扎进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中。以后又幸得遇见一位家藏万卷古书的朋友，朋友家藏清代以前的十几种《楚辞》注本。在其儿子的“担保”下破例让他每次借阅一本，但须十日内归还。为守信用，黄灵庚日以继夜抄写，共抄录了周拱辰的《离骚草木史》、李陈玉的《楚辞笺注》，于惺介的《文选集林》中《楚辞注》等七种。由此他体会到，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一遍比读十遍的印象更加深刻。1970年，黄灵庚入学杭州大学中文系后，至1976年，已抄录自东汉王逸以来历朝历代的各种《楚辞》注本达47种。现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九章〉今译》，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陆侃如的《楚辞选》，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朱季海的《楚辞解诂》等著作也都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他自己规定了日抄万字的限量，常常从晚上到凌晨，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病了躺在病床上，脑子里依然跳动着那些抄录下来的文字。黄灵庚对《楚辞》的这种痴迷，几近到了“瘾”和“癖”的程度。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把《楚辞》读懂读通。1981年，黄灵庚开始注释《楚辞》，1986年完成《楚辞校诂》的第一卷《离骚校诂》，以后又有《九歌校诂》《天问校诂》《九章校诂》《远游校诂》四卷面世，再以后《卜居》《渔父》《招魂》三篇合为卷六，卷七为《宋玉赋校诂》，收《九辩》《大招》二篇，卷八为《楚辞学杂论》，浩浩卷帙，总达76万字。1992年送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5年出齐。之后，黄灵庚又纂写出版了《楚辞异文辩证》《楚辞章句疏证》《楚辞集校》《楚辞与简帛文献》《楚辞文献丛考》五部专著。《楚辞章句疏证》长达298万字，倾注了作者四十多年的心血。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2021年6月，那个炎炎夏日，黄灵庚应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郴州市文史研究会之邀，来郴州指导《郴州通典》的编辑出版工作。因其教务太忙，次日便离开了郴州。临行前，黄灵庚深情地说：“郴州人文厚重，你们有幸生活其中，应倍加珍惜，多加研究，广泛宣传。”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笔者一行油然而生出满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