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图·纪实影像 /

（王铭铭供图，摄于2023年2月）

变化与守恒

文丨王铭铭

节选自《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

标题系编者所加

几年间，溪村的变化是巨大的。过去我到这个村子里，可以从泉州搭车到安溪县城，在公路边找到一条土路进入村子，也可以从厦门搭车，经过漫长的几个小时，爬越一条山脉，下山后进入安溪。现在，村庄的周围被省道包围起来了，从泉州到安溪，公路交通已十分通畅，而从厦门到安溪，也可以直接穿过一条新开的隧道进入，省去好几个钟头的山岭之旅。过去村子的周围是一排排的翠绿竹林，现在竹林还留下一点影踪，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包围着村庄的乡镇企业厂房。从外观上看，溪村的旧影已一去不复返了。有次我试着从厂房间隙的小路进入村子，路上的行人竟一个也认不得，后来才听说村里来了大量内安溪蓝田水库移民和外地打工者。然而，被公路和厂房包围的溪村，内部的聚落布局依旧，我结识的乡民脸上多了更多的皱纹，映射着历史的沧海桑田。他们的儿女，有的已离开这个村子，到外地谋生，有的留在当地，务农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这本书里描述的那些社会活动，越来越与乡土社会的土地意识疏远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在新的时代里，集体仪式仍然感召着生活于这片土地和离开土地的溪村人。在社会流动日益增多的今天，地方性的仪式活动仍然反映着溪村人的历史意识，所不同的无非是节庆与“从外地回家”这个概念联系得更为密切了。

溪村旧影：庙与农田

作者摄于1992年

我在研究中得到了几位师友的帮助。到溪村时，由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叶文程老师引介当地历史学家叶清琳先生。清琳先生亲自引路带我进村，他以乐观与幽默的态度说到自己“文化大革命”期间搜集、保护族谱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有这样的“知道分子”，还是有希望的。前面多次提到的王斯福先生，除了为我寻找研究资助和提供指导外，还多次亲自来溪村参与我的调查。初次莅临溪村的他，当夜即因天黑伸手不见五指而掉入溪村村庙前的那片水田里，裤子脏了，只好借用一个村民的。这让我记忆犹新。对这位真实的师友的真实，抱有特别的欣赏之心。一年来，王先生多次想再到溪村调查。遗憾的是，年近70岁的他，心脏病发作，只好等不久的将来再做计划。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曾花了两周时间协助分析历史文献。部分资料的分析和讨论，得到了更多朋友的参与。他们的名字，我在此不一一罗列。

初进溪村，虽有当地历史学家引路，有政府机构的介绍，但溪村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还是心存怀疑，生怕我“泄露数据”。后来，他终于接受了我，对我谈了很多关于他的村庄的政治经济情况。在田野工作过程中，他总是担心我对“民俗”的浓厚兴趣会让我找不到好工作，建议我改行从事经济学研究，说这样或许能当上一官半职。我没有听他的，更希望以这本书从自己的角度说明不从事他眼中的“经济学研究”，专门从事“民俗研究”，对这个国家也还是有些许裨益的。在溪村的田野工作过程中，被我说成是“民间权威”的老陈自始至终给我支持。我对溪村的研究，大大依赖于这位老人的地方知识。是他为我介绍了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溪村行政变迁的情况，也是他告诉我村庙和祠堂是怎样在他自己的“安排”下得到重建的。他花了许多日夜与我闲聊，让我感到一位平凡的地方头人的生平如何反映着一个地方的阵痛。若干溪村的贫困户见到我去做家庭访问，知道我来自大地方，有的在诉说自己的家庭问题和生活问题时流下了眼泪。他们中有不少人期待我能在北京“找中央”替他们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这令我既感到“爱莫能助”，又感到一阵阵心痛。他们大多不识字，也不会了解我这里到底在写什么。但我特别希望他们知道，这里叙述的就是我对他们的理解。支持谈不上，因为我终究也是一名社会中无力的“知道分子”。

20世纪50年代溪村的青年

《自序》于数周前开始书写，其间幸得几位年轻“知道分子”的厚爱，得一机会初访心中久违了的成都。田野工作的足迹，踏过闽台三村，进过华北的村子，踩过云南的小路，想象的翅膀飞跃过大西洋，最近能涉足被山野围绕着的一片广大的平原，在那里初识三星堆、青城山，耳闻藏彝走廊、白马人的风采……我被缠绕在一个比溪村更有结合力的历史绳结之中。《自序》也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初稿。接着，在北京家中修改时，那远去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又将我推进了小小的“历史垃圾箱”里。捡来的“破烂儿”是否有些许价值？这一时成了问题中的问题。而我要感谢和想念的人，却同时多了起来。他们有的生活在周边，有的漂泊于地球不同的角落，有的投给我青睐，有的瞪我以白眼……而那个被注视的社区历程，仍在呈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等待着我们去再度理解。

不幸的是，8月间，我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南大学及泉州规划局官员参观久违的溪村，在祠堂边上遇一熟人，听他说，不久前，我的“关键信息提供者”、溪村乡贤陈万生先生在从祠堂前面直冲而过的公路上为奔驰的公共汽车所杀。这个令人悲痛的事件具体是怎样发生的，我还没有调查，因而没有发言权。但是，事件让我进一步想到了祠堂与公路所代表的文化矛盾。重建祠堂前，公路已规划了。尽管村民认为公路坏了他们的风水，但他们无法迫使它改道。理由很简单，公路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祠堂不是。曾组织祠堂建设、为家族仪式制度的重建做出巨大贡献的万生先生竟死于这条路上——悲哉！

在祠堂庆成典礼上安排仪式事宜的老陈（前排右一）

作者摄于1992年

关于溪村的这些习作发表后，我曾得到来自安溪县的若干有心人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策划再版这些习作的吴兴元学弟，多次到家中做客。我们谈起他的家乡，他显露出神采飞扬之态，这令我觉得回到了田野。经他的介绍，最近我还结识了来自溪村的一位在北京一所国家级医科大学读书的青年。弹指一算，我在溪村调查时，她只有11 周岁！而且，为了在县城上学，那时她已搬离溪村，住到城里了。一个溪村的孩子，如今成了国家最高医疗教育机构的培养对象，她经历了多少磨难，“知道分子”都知道的。在我的研究中，对于社会流动力如此强大的新一代，我却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是我的研究的一大缺憾。可是，也许是因我的学术惰性所致，到最后我却依然感到，从她的生活经历里能“感悟”出我的论述的用途。在通过读书和考试穿越了一条从“旧社区”到“新社会”的时间隧道时，她说她对我关注的那些“旧风俗”缺乏了解，以后要“补课”；而我想象，她的“时间旅行”，已经足以证实，“社区的历程”这个概念是有用的，至少它能部分说明，像她这个溪村来的新人，从离开一切被称为“旧的”文化，到迈进医学这个现代学科，途中必然要经历阵痛。想回到旧社区，对她已非易事。不过，文化人类学的诠释也许能让她看到，要解决我们当今的文化矛盾，我们就要更平和地看“旧文化”。

2003年10月27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