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图书馆主馆再度迎来“读经典”的盛会。这一次，是从事校史研究的李杭春老师领读《竺可桢日记》，一起感受竺可桢老校长的风骨魅力，体悟“旅行是最好的教育”。

不折不扣的“资深旅行家”

李杭春从竺可桢老校长的一幅肖像展开，带领我们走近竺可桢，研读其日记。

竺可桢的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不仅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生各个方面，也显示了对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的关怀，既是一部个人史，更可以被视为机构史、学术史、国家史甚至世界史的一部分。李杭春认为，跟董平老师领读的《论语》一样，《竺可桢日记》将会是另一种形式和意义上的“经典”，会是另一种永恒的存在。

1936年执掌浙大前，竺可桢曾作《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一文，指出“旅行是人们教育的利器”，“旅行可以锻炼身体，获得经验，了解人民的疾苦及养成独立的精神”，旅行也能使一国之人民在其“境内川流不息，……言语、习惯、好尚、思想等等乃易于统一”，于个人修为，于民族和合，都有裨益。竺可桢也视徐霞客为知己，谓其“集中西之大成，有中国之仁爱宽大，而具西洋求知的精神”，能在“无所为而为”中成就“明末社会的百科全书”。

纵观竺可桢一生，行迹遍历全球，是不折不扣的“资深旅行家”，而于国立浙江大学的办学实践，其旅行教育观更是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体现。他提倡并实践寓学于游，寓教于游，寓研于游，率校西征的10年，更是“为保文明之血脉”而远行。这次漫长而艰难的“旅行”，可以被视为“流亡”，可以被看作“飘零”，但一定是竺可桢和那一代学子们心中“最好的教育”，是“求是精神”最好的实践。

寓学于游、寓教于游与寓研于游

从任教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始，竺可桢就鼓励、倡导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修学旅行”，为“各种实地测量，以及采集标本，常须到外面去旅行”，同时让学生得以有机会接触自然与各地风土人情。在国立浙江大学，老校长成全、支持各学院的“毕业旅行”，即使是在泰和，工学院的毕业生还能得到为时一周的湘潭、株洲之行。他还发起成立教职工业余康乐社，组织师生家属一起观潮、登山、郊游，通过各种活动打造张驰有度的校园文化。

1919年夏，竺可桢曾寓居西湖数月余，“把西湖统走到了”。第二年形成的论文《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判断西湖是由钱塘江冲积堵塞弯门的泄湖演变而成”。在数十年后的钻孔资料证实这一判断前，为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西湖成于冰川说，1947年，竺可桢还随李四光带领学生实地勘察钱塘江冰川地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为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也是新中国科学考察事业的顶层规划者和身体力行者。1959年，竺可桢年已70，翻读其日记，我们能看到，全年将近三分之一时间竺可桢在各地考察，他曾前往前苏联索契，前往兰州、银川、中卫、武威、民勤、洛阳、西安、三门峡等地，考察沙丘、荒漠、盐碱土和黄河水文，思考治理对策。这一时期的许多考察成果，像《关于新疆沙漠的治理问题》《向沙漠进军》等，对后来乃至现在的相关治理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葆原气”而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竺可桢校长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学校行将迁地，一方在葆原气，一方在护生命。”从西湖之滨到浙江于潜、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到广西宜山，再到贵州遵义、湄潭，国立浙江大学四迁异地，“非为欣赏风景，度优游之岁月，乃为吃苦，为牺牲”，无论是在作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的天目山，还是在崇山峻岭中那个“小小的集市”永兴，竺可桢都百般奔走，为远在异乡的师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可以教育报国、读书报国的环境，而迁校目的地，大都是远离战争、物价低廉、物产丰富的宜居之处。学子们也在漫长的旅行中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积累了学识，增长了才干，更坚定了融通社会、传递文明的使命。

流亡岁月，万古人生。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苦中作乐，功课科研、社会服务一样也没落下。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正是这段苦难而漫长的“旅行”，让国立浙江大学在“无所为而为”中涅槃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东方剑桥”。

（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文字：浙江大学学生求知书社 陈静月 陈珲夏；图：苏开颜 部分图片来自往期内容）

编辑：浙江大学融媒体中心学生记者团人民号学生记者 朱一铭

责编：吴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