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吃饭、坐地铁上班、下班、吃饭、玩手机、睡觉...第二天起床再循环往复，这就是城市打工人日复一日的生活。

不稳定的住所、不确定的未来、文化适应压力、受排斥、工作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内耗，这些就像是细小的刺，不足以让人倒下，只是会偶尔隐隐作痛。

这是当下很多人共同的困境，不只在中国的北上广深，也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里。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在流行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经常讨论的话题。

这个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所感到的情感张力、不安、担忧的经历是如何被表达和管理的？这些日常生活的肌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人们的福祉。

人类学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反思城市日常生活对外来务工者主体的内在影响，促使我们审视外来务工人员为克服自己的担忧、低落情绪和压力而形成的社会习惯。

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城市化将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带到了城市。据估计当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2480万居民中，约有一半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出于利益或发展的内在动机而迁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但在此过程需要面对诸多困境，诸如户籍、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性问题，以及在工作中面临的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以及压力大等就业环境问题。

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多方的关注，以往的研究也将此作为重点。

心理幸福（mental wellbeing）由于能促进更好的身体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健康的社会联系，能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潜力，实现抱负，应付逆境，高效地工作，从而被誉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宝贵资源。因此，促进心理幸福和预防心理健康问题是促进健康公平、预防过早死亡的重要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从而成为每一项公共卫生战略的关键要素。

在大众的认知里，常把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武断分离。现在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是完全融合和相互依存的，心理和躯体在生理层面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胡大一教授在他翻译的《自愈力的真相》一书的译者序里，举了一个案例。

一位中年女性患者因胸闷和早搏被诊断为心肌炎，医生嘱咐她要卧床休息和药物治疗，但患者的胸闷症状非但没有缓解反而逐渐加重，导致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之后患者来北京找胡教授看病，胡教授通过详细的诊疗，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没有心肌炎，可以正常活动。半年后，患者就登长城去了……胡教授说：“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每天就诊的患者中，有1/3的病因不在心脏，而是精神或心理问题导致的胸背部不适。”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可以防止孤独和死亡。

积极的情感（情绪或感觉）也能降低发病率。自主神经系统与情绪状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潜意识层面调节着躯体的心血管、呼吸、消化、修复和防御功能，对疾病的恢复和易感性有着很大的影响。

《柳叶刀》杂志在2018年“全球心理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的：“心理健康应被视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属性，是整体健康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年龄的所有人都很重要。虽然‘没有心理健康就没有健康’是一个重要的愿望，但‘没有心理健康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城市心理健康中的社会学、生物学以及机制

有许多研究表明，心理障碍与城市生活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但却一直很难准确地确定城市生活在其“肌肤之下如何表现”以及如何影响到“大脑”的。

这就需要通过确定“机制”来做出解释的想法，即在有限的情况下，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起来。

重要的是，生物学和社会学双方都关心在这两个学科的背景下，这种“转向机制”在这些学科之间提供了实质性方法的一致性。由此我们在思考，最近的这种融合如何帮助我们寻求对城市生活与心理障碍的了解？这种可能的机制又是什么？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寻找将城市与心理障碍联系起来的机制。

策略1：网络情节模型

我们如何将城市政治经济与可能涉及城市心理健康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巨大差异联系起来？

网络情节模型（network episode model，NEM）是由Pescosolido在过去25年中开发的。从网络情节模型Ⅰ发展到网络情节模型Ⅱ和Ⅲ的过程。从一个相当简单的患者网络、人口和支持系统模型（1991年）开始（NEM Ⅰ），她在NEM Ⅱ中将其扩大到包括治疗系统，并在NEM Ⅲ中将生物系统包括在内。

现在，尽管NEM在使我们认识到所有可能重要的因素和水平方面表现得很好，但我们还不太清楚如何确定哪些是关键机制。我们不能只说这是一个经验问题，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想办法寻找从哪里入手。Pescosolido为此给出的答案是在这些行动者和他们关系网的后面：

整个过程是动态的、有组织的，并嵌入到个人的社交网络中。个人所知道的东西，他们如何评价一系列选择和提供者的潜在效力和适宜性，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以何种顺序和在何种“语境”下进行），基本上都与社会交往联系在一起，并经过交流而具有意义。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交往”仍然是生物学的光芒。这里的行动者不包括分子、细胞、膜以及生物系统和结构的物质性。Pescosolido的方法在生物学上确实相当薄弱，在她的工作中占据的空间相对较小。她并没有像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那样“一路关注”行动者。

策略2：以清晰的路径切入——社会经济状态是“根本原因”  

另一种策略是通过一个主要的解释机制，在无数可能的因素中开辟一条清晰的道路。这是由Link和Phelen提出的“根本原因”的想法。

城市是不平等的主要倍增因素——正如世界人口现在已成为大多数城市人口一样，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城市既聚集了最富有的人，也聚集了最贫穷的人。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最近对社会流行病学研究清单，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劣势、剥夺、孤立、分裂及歧视。这些都是以各种方式实现的收入、地位和权力运作不平等的重叠概念。

Link和Phelan提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被概念化为不良健康（当然也可以被定义为良好健康）的根本原因。

他们认为，即使特定的疾病和疗法来来去去，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新发展的医疗服务，并不成比例地避免了健康风险，因而SES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预测，资源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帮助个人避免疾病及其负面后果。因此，即使一个人有效地改变了干预机制或根除了一些疾病，根本原因与疾病之间的联系也会重新出现。

因此，如果试图只关注在特定情况下将它们与疾病联系起来的机制，想消除根本原因造成影响的努力是难以奏效的。

“资源”一词无论是最初的定义还是随后的使用，对其理解都是模糊的。虽然Link和Phelan强调资源的重要性，但由于财富和金钱收入将不平等地赋予潜在和实际的行为人，因此，应当注意的是，SES的其他经典要素，如权力、地位、地理集群和文化习惯（包括语言）很可能是这个机制的一部分。

策略3：寻找调节因素——陈规定型观念、社会资本和互动仪式链   

另一项策略是努力在社会和生物层面之间确定调节因子。

（一） 调节因子1：小群体的社会心理学

这一研究领域是在20世纪50年代Henry Tajfel的研究工作中发展起来的，目的是通过“日常”或世俗分类的概念来理解二战中对犹太人的陈规定型观念，而不是强大的个人偏见。

他重点介绍了人们通常在小组中做出的社会判断所产生的偏见和陈规定型观念的过程。他表明，人们的认同感受到他们所处的群体以及群体分类方式的强烈影响。

事实上，在“自我分类理论”中，有人认为，人们强烈希望问“我是谁？”，并通过他们对自己所在群体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做出这些判断的人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加强自己的身份，但对被如此判断的人来说，后果可能是相当大的。这可能包括物质排斥（例如，就业、住房）、“社会失败”和耻辱，这对心理障碍、移民身份和少数民族地位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经历。

（二） 调节因子2：社会资本

上述Lutfey和Freese提出的权力、地位、地域集群和文化习惯（包括语言）等资源扩大的理念，与最近的另一种日益普及的“社会”概念化——社会资本非常接近。

10年后，一项针对青年人的进一步综述说明了在社会资本概念下提出的广泛想法：

家庭结构（例如，家庭中的父母人数）

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质量（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

成人对儿童的兴趣（例如，父母参与学校活动）

家长对儿童的监督（例如，对父母监测/控制的看法）

大家庭的支持和交流（例如，对大家庭支持的看法）

社会支持网络（例如，同伴支持）

地方机构的公民参与（例如，志愿服务）

信任和安全（例如，对他人的信任）

宗教（例如，参加宗教服务）

学校质量（例如，学校凝聚力和师生关系）

邻里关系质量（例如，邻里凝聚力和社会控制）

McPherson合理地得出结论说：“因此，重要的是，未来的研究寻求揭示社会资本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同影响的机制是很重要的。”

（三） 调节因子3：互动仪式链

虽然Pescosolido强调了人们所知道的和他们所做的，并以此作为社会交往的核心方面，Link和Phelan则强调资源的调用，社会资本强调社会情境，但是，有关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方面，在这些方法中几乎没有呈现出来。然而，这则是人们在彼此亲密的环境中生活所产生的情绪而导致重要的心理健康后果。

例如，压力是由家庭中高度的负面情绪表达造成的，相比之下，创伤可能是由低水平的情绪表达（如忽视或孤立）造成的。有证据表明，两者都对心理健康不利。

除了Randall Collins等就暴力问题以及结合Darwin， Durkheim和Goffman传统的“互动仪式链”之外，关于可能分析家庭等小型亲密群体对情绪影响的机制的社会学研究很少。Collins认为，我们在生理上倾向于在小群体环境中的情绪传染，通过生理和心理节律的夹带（共振）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状态，从而创造或释放情绪压力。 

人类学考察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已成为在流行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经常讨论的话题，并把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逐渐视为一场“心理健康危机”的主因。

从此角度出发，一些学者热衷于探讨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所处的弱势——即他们在城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将会决定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从而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构成威胁。潜在的痛苦和心理疾患的来源，包括歧视、“文化适应压力”和受排斥、“住房压力”、居住环境与邻里关系，或工作条件。

然而，这类新兴的研究课题在方法论上仍主要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相比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因被解雇而导致的心理负担和情绪困扰这类相对丰富的人类学文献，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另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则很少被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其详尽的调查。

因此，尽管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和“压力”现有的调查范围普遍较广，但几乎无法反映该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所感到的情感张力、不安、担忧的经历是如何被表达和管理的。此外，生活世界很难简化为调查研究中常见的“变量”和“因素”，这使得人们无法通过丰富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其社交模式和氛围去探索生活的细微差别。

然而正如人类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这些日常生活的肌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人们的福祉，尽管其方式可能远非直截了当。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中国人的感性、情感和道德体验”（即Arthur Kleinman及其同事所称的“深层中国”）不可能只进行定量调查。在《深层中国》一书中，“心理健康”恰恰作为好几个章节中的关键主题，但没有重点关注外来务工人员。

本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系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所共同承担的“中国超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项目合作下设计和产生的。与近年来一些学者所提倡跨学科界限的新方法相呼应，该项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学科的流行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多学科视野（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中采用比以往的研究更彻底、更深入的方法来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世界。这也是本人在这项博士后研究中所寻求的目标。

通过大约2年深入实地的人类学考察，下文将根据此项目的目标加以展开。本人类学研究填补的现有空白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方面，通过提供对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或少数从小城镇到城市）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洞察，从而为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现有的讨论提供新的经验和理论方向。

本研究通过在两个不同社区（一个在市中心城区，另一个在郊区）了解流动人口的生活是如何在城市制约的环境和可能性中进行的，尤其关注他们承受的压力“发愁”“担心”“辛苦”和“疲倦”（或比喻为”累成狗”）的经历。这些词汇或多或少体现了城市对他们心理健康问题上产生影响的线索。

另一方面，在探索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过程中，人类学考察所挖掘的细节最终鼓励我们去反思此课题所引用的“心理健康”“复原力”或“幸福”等概念。正如社会科学中福柯式-激发的传统（Foucauldian inspired traditions）所警告过我们的，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充满了一种规范假设。

人类学考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关注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与事的艺术，而不是把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解释强加到事先建立的框架和研究问题上，所以它往往会超出在课题设计时所确定的研究方向。它让我们意想不到地去接受新的方向。

正如Jan Blommaert和Jie Dong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新手指南》的导言中所说的：“日常生活永远不会适应你的研究计划；唯一的出路是使你的计划和做事方式适应日常现实的规则”。该研究在具体情境下进行人类学探索已经带来了新的方向，并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并同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最终可能有助于在中国城市环境和其他背景下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经历和主体性时设计新的方法。

在很多方面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展示的那样，实地调查显示：尽管我们的许多受访者都经历过生活与工作的不稳定，但心理压力绝不能与Yang Jie论文中描绘下岗工人的痛苦相提并论。他们的压力并没有以明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至少没有超出对一般性压力（经济的压力）的抱怨。他们有时会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或“站不住脚”的感觉，但不会阻碍他们参与到日复一日的活动中去。

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理健康”（又称精神卫生）一词在中国城市的各种环境中普遍存在——比如官方和大众媒体、教育及大型工作场所，但这些并没有渗透到受访者的日常话语中。由于这些原因，本研究不同于临床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后者则通常涉及更严重的精神困扰及其文化理解。

人类学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或驳斥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精神疾患或精神障碍的大量存在。当我们指出在考察现场没有看到严重形式的痛苦，这绝不是对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更不是对“中国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然而，我们不应该立刻定性这个话题是无关紧要的。

相反，它让我们反思城市日常生活对外来务工者主体的内在影响，这种影响往往难以归结为“负面”或“正面”影响。它促使我们审视外来务工人员为克服自己的担忧、低落情绪和压力而形成的社会习惯。

与更广泛的定量调查和研究相比，人类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拆解”对“城市”的常见概念，我将在下面详细阐述。城市生活对我们在各个现场遇到的受访者来说当然有不同的意义。他们可以享受市中心温和的公共空间（不稳定的流动人口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或到城市服务就业劳动力市场去寻找工作机会，从而努力履行作为一个家庭一员的义务。或者希望摆脱“打工”去实现自己对创业的渴望。或经历城市再开发所造成的困境而在荒芜的郊区艰难地维持生计。

无论这些压力有多么的不同，下面的章节将关注这些压力是如何变得和日常生活一样如何被吸收，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处理的。接下来的两章讲述了他们在不稳定生活中忍耐的故事，并避免将他们刻画为在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中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忽视追求美好生活所带来的潜在“辛苦”是如何起源于户口制度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缓慢暴力（或并不那么缓慢）。

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研究

傅华 [英]尼克・曼宁（Nick Manning）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