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道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古代属于由朝廷供给的公共资源，理应由官府出资修建，宋人也明确提出“桥梁道路，责在有司”的观点。
但由于宋代是“守内虚外”的政策，所以地方财政往往非常紧张。事事指望东京的宋朝中枢，滞后性特别明显。
因此，民间财富成了最重要的修桥经费来源。
僧人的募捐
佛教在中古以后变得更为世俗，尤其是宋代知识下沉到平民阶层，导致佛教在宋代属于巫术、神通的一面渐渐消弥。
宋代高僧|图片源自网络
宋代的大德高僧往往以思辨、公益活动的形象出现，他们除了用医术为百姓的生命健康提供帮助外，就是在乡间修桥补路。
宋徽宗年间，简州（今简阳）通惠桥被洪水冲垮，官府反应迟钝，百姓长时间受害。
这时候，在乡间的僧人“奋然以缘化从事，即旧址架石磴而广之……经费不资，未尝以闻有司，借民力而功成，水患遂弭”。
在这次事件中，是由僧人募捐，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独立完成的，宋廷官府并没有些许动作，当然也没有拖百姓的后腿。
宋代高僧|图片源自网络
南宋以降，由于大量的人口南迁，且国土都在水网密布的南方，所以桥梁道路修缮中，僧人的形象更加活跃。
范仲淹的德政之一饶州庆善桥在宋高宗年间，已经不能使用，僧人法照、惠才带头募捐修葺，使得桥梁更加耐用。
婺州兰溪县的石板桥年久失修，严重影响百姓的出行安全。广智寺的高僧释可威立志重修此桥，“因旧增新，縻金钱二百万，募缘仅二十万”，其余皆可威“倾竭衣钵，以足其费”。
在历时四年的修桥中，释可威亲自做了表率，正因为他几乎捐献了所有身家，才能保证募捐活动的顺利进行。
宋代高僧|图片源自网络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地方士绅苏简给予了高度评价，“非有吏责，而视朝涉者，若己褰裳，惕然有不安乎其躬者，诚可书也”。
在苏简看来，你大宋朝廷如果是修桥的发起者，那是你分内之事，大宋百姓拿着民脂民膏养活着你们。人家一个出家人，却甘愿承担这些红尘俗事，这种精神完全值得大书特书。
在绵州石门镇惠远桥的修缮中，时人陈季习撰文述其事迹，称“桥之经费既取办于周氏，自经费之外，茗盐资助之属率皆祖道倡导之”。
也就是说，修桥的费用是来自当地士人周晞奭、周晞尹兄弟，但经费之外的犒工费用这些都是僧人祖道完成的。
宋代高僧参与公益|图片源自网络
这也揭示出，僧人在地方民生事业中，与士人的高度合作。士人，也是地方桥梁修缮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富民的出资
士人，在步入仕途后，因为良好得作风会让整个家族、村社受益，他们联合在一个一起，就是所谓得乡绅。
乡绅，有土豪劣绅，自然也有惠及乡民的开明绅士。宋代在地方上，涌现出来的开明绅士相对更多。
泉州富民陈彦远“家富而笃义，好学而力行”，举凡“郡县之学有废而不修，道路桥梁有坏而不通，必先出财以助公府之费，而不汲汲于因果之施，丝发无所干公府”。
宋代乡绅|图片出自网络
陈彦远注意改善家乡民生事业，并不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要求回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挟民心而干涉官府的公务。
因此，名士郑侠评价他：“颇不类俗者。”
在德阳的偏僻山区，由于交通闭塞，当地的富人多迁往他方。留在德阳的富民章和仲有鉴于此，主动发起了修桥的大工程。
经过一年的赶工，一座规模宏大的“文明桥”成了一大胜景。
除了方便百姓出行，更是直接带动了当地的商业发展。
宋代乡绅也要参与劳动|图片出自网络
李良臣在《文明桥记》载，该工程“役五千五百夫，共享钱盖无虑三千缗，皆和仲任之。初不以丝发累他人，然其褚中所藏，至是亦殚矣”。
为了修建这座“文明桥”，章和仲没有丝毫钱财取自他人，几乎将自己的所有身家投入。
比章和仲还要热心的大有人在，陵县富田镇富户邹昶耗巨资创修桥梁的义举，甚至得到了名臣周必大的盛赞。
邹昶在家乡修建的桥梁，前后耗时七年之久，“靡金谷万计”，都是他一人出资。
宋代乡间社会|图片出自网络
毫无疑问，在宋代掌握基层财富的富民，无论是主动捐钱修桥，还是响应官府号召，除开动机不谈，在事实上都方便了乡民出行，都造福了父老乡亲。
像章和仲和邹昶这种“不为便己皆为便人”的精神，更是体现了在宋代文明教化之下，富民对于基层治理的社会责任的担当。
正是由于“富家负起经济上较大的责任”，才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宋代民变虽多，却“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村变乱”。
宋江、方腊都不是农民|图片出自网络
然而，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宋代的宗族村社共同体就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宗族的力量
明州（今宁波）鄞县勾章镇，有一个世居此地的朱氏大家族。
在宋神宗年间，族人朱文伟号召家族在当地修建了浮桥，方便乡民出行劳作。
朱文伟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先父的遗志，继续出资保护、修缮浮桥。
宋代家庭|图源自网络
宋高宗年间，由于金兵犯境，加上天灾，桥梁毁弃严重。
在南宋政局稍微安定后，朱文伟的孙子朱世弥、朱世则开始了对桥梁的修复。
总费用约二十余万缗，均出自朱氏一族。
郡人唐昌言盛赞朱世弥昆仲的义举，称“祖父之建立，初非一身一家之利，孰肯继述于既废之后乎?亦可见仁人孝子之用心矣”。
同样是在这片地方。
奉化县富民汪汲、汪份兄弟在县府经费窘困、无力修建县学时，出资建大成殿，更新县学，重建广济桥，建造船舶，便利奉化与鄞县的交通。
宋代家学|图源自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兄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土豪”，两人皆是陆九渊门下，可谓集声望、学识、财富于一身的家族。
除了宗族内部的联合，不同宗族之间还通力合作。
广南西路的全州会湘桥，就是在南宋孝宗时，由当地大族范氏和邓氏联合其他家族、乡绅共同筹款修建的。
这些富人家族，藉由人际网络或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在乡里社会贡献人力、物力。
经营产业有成的富人，除了栽培下一代，提高家族声望外，更藉由婚姻、交游等方式，与当地其他家族、社群建立绵密的社会关系，以厚植社会影响力。
宋代宗族劳作|图源自网络
同时也透过参与社会活动，或为乡里建设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或协助地方官推动政务，来提高其社会地位。
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慈善救济的公益活动，缓和了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一方面也参与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效化解了因财政中央化后，地方官府无力从事建设及推动文化活动的窘境。
其实，百姓也是基层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桥梁的直接使用者，他们的联合更加普遍。
宋代民间社会|图源自网络
如浙江余杭的花明村桥，据说在造桥时，施善募捐资助的村民姓氏五花八口，故名＂花明村桥＂。
如湖口下新桥，其募资者中陈遇显卖田捐钱六十千文，李联辉卖棺捐钱十千文。
官员会鼓励
民间的这些行为在宋代，不仅不会被禁止，还会被鼓励，官员甚至都会参与其中。
如大文学家苏东坡在惠州任职时修建的西新桥和东新桥，就是由他主导，民间参与募资，邓守安和希固负责修建的。
苏轼|图源自网络
在他的作品《东新桥》中有这么一句:“使君饮我言，妙割无牛鸡。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
他又在《西新桥》中写道：“探囊赖故候，宝钱出金闺。”（自注：“子由之妇史，顷人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
在修这两座桥的过程当中，苏轼作为募资带头人不仅捐赠了自己的犀牛腰带，而且他的弟媳史氏还捐了几千黄金钱。
苏轼|图源自网络
无论是从苏轼的号召力对募资的影响或是苏家实际投入资金的价值来说，苏轼都是募资行为的深入参与者。
所以吗，修个桥，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在宋朝，修桥也不是小事儿，无非就是被写进地方志，或者树碑立传，名扬千古罢了。
参考资料：
祁琛云《劝募与捐献：宋代南方桥梁建设中民间资金筹措方式述论》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本文创作团队
作者 | 赵希夷
策划 | 赵希夷
编辑 | 赵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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