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华裔导演张伟民执导的纪录片《万里千寻》入围第20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评优单元终评环节名单。
此前，该片已在第47届圣保罗国际电影节获评“最佳国际纪录片”。《万里千寻》反映了张大千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的海外生涯，回溯张大千将中国美学带往西方的生活经历与艺术创作。
在第20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举办期间，张伟民接受了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
用第一手珍贵影像还原真实的张大千
羊城晚报：请先谈谈您与张大千的结缘经历？
张伟民：12年前，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学楼走道，马克·强森教授把一摞16毫米胶片递给我，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实际上，这是张大千1967年旅居美国的影像留存，我如获至宝。看到画面里的张大千遥望大洋彼岸的故乡，我感觉自己就在他身边。
就像冥冥之中注定一样，这卷胶片诞生于1967年，而我恰好出生于这一年。好像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我觉得需要去做点什么。对于12年前的中国和世界来说，张大千的海外漂泊经历是神秘的，相关历史记载是几乎空白的，所以我决定去解开这个未知谜团。
羊城晚报：从巴西圣保罗到法国巴黎，张大千的行走轨迹大致是怎样的？
张伟民：张大千在欧洲的艺术活动和在巴西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是双线并行的。他在欧洲进行了将近十年的艺术创作，但他真正生活的地方在巴西。
他去巴西之前曾经到过阿根廷，去寻找容他栖息的桃花源。但是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他肩负着把东方传统艺术带到西方的使命。而在当时的南美洲，无论是阿根廷还是巴西，都缺乏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土壤。所以他走向了西方艺术中心，也就是当时的法国巴黎。
1956年，他的两个画展同时举办，一个是设在卢浮宫的张大千近作展，一个是在东方博物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能够被两个世界级别的博物馆陈列展出，这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引来了各大报刊的争先报道和记录。
羊城晚报：创作伊始，在文献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您如何“敲开一扇又一扇大门”？
张伟民：其实最初的寻找是没有逻辑的，听到哪里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希望把它记录下来。我希望纪录片里的影像是有价值的，于是首先抛开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必须寻找第一手资料，这也是我的一个原则。
我首先找到了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老人家当时还健在，然后我又找到了张保罗的女儿和朋友，接着找到了张大千当年的弟子。他们都是跟张大千有过直接真实接触的人，其中一部分已进入耄耋之年，因此每次拍摄都具有紧迫感。
羊城晚报：在拍摄《万里千寻》的过程中，您是否完全遵循直接电影的不介入？
张伟民：最初我是选择完全不介入，但是若干年过去以后，张大千的人生轨迹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次次的推翻与调整中，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我的身影。
我不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记录，更通过电影的艺术语言，展开我跟张大千跨越时空的灵活对话，因此我最终决定用自己的旁白来讲述这个故事，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让观众从更亲切的角度去理解有血有肉的张大千。
把片子带给故乡和中国观众
羊城晚报：收到入围终评通知的那一刻，您的心情如何？
张伟民：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得足够久时，其实最终结果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出一部能够留下来的片子，其价值和意义远远比获得某个奖项更为重要。
《万里千寻》是留给这个世界的，更是留给中国观众的，希望中国观众可以透过影像了解张大千这位东方艺术大师的后半生。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中国，能够让中国的观众看到。所以当我了解到这部片子能够入围，我知道这部片子能够回到故乡，也感到非常兴奋与慰藉。
羊城晚报：您对广州的纪录片制作生态有怎样的体会和看法？
张伟民：我觉得广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形成了自由、活跃的创作氛围。在2019年，我就带着《万里千寻》参加了纪录片节的提案大会，当时还举办了电影节、大师班、交流论坛等活动，那时我已经体会到了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国际化。在国内这个独一无二的纪录片创作平台，我的作品能被看到并入选优秀评选，这对我来说十分欣慰。
羊城晚报：您认为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能否从一个纪录片制作人的角度提出建议？
张伟民：首先，我觉得纪录片人一定要有使命感和奉献感，因为纪录片本身就是记录历史，记录可以留下来的影片。这份真实超越所有拍摄技巧，需要一份对历史、对现实的感动。
我之所以记录张大千先生，是因为他是从中国走向西方的艺术家，而我也是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的电影人，对海外艺术家的心路历程感同身受。我是一个中国人，这辈子注定要讲中国故事，这跟我血液里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制作了不少的讲述中国与中国人故事的纪录片。
其次还需要有理想和热忱，因为做纪录片很辛苦，经常陷入一种孤独的创作状态。但独立创作能够保持思考的独立性，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文｜记者 梁善茵 黄宙辉 陈晓楠
图｜受访者提供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编辑 | 易芝娜
校对 | 刘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