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委员布雷顿9日和10日连续两天公开表态，强调欧洲需要尽快实现防务自主，他还计划提出一套“欧洲防务投资计划”，动用高达1000亿欧元来促进联合武器采购以及提振军火生产。另据欧洲媒体报道，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已多次拒绝加入美国以“北约义务”为由拼凑的红海护航联盟，显示它们对于让自身海军力量为美国火中取栗极为谨慎。这一系列动向再次让人感受到欧洲对于实现军事防务自主的强烈意愿。

欧盟一直被视为“规范性力量”并以经济影响力见长，但它也深知只有显著强化自身防务实力、减少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才能将塑造地缘环境与大国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欧洲有战略眼光的国家和政治人物一有机会就提出要谋求防务领域自主，这几乎已经成了某种“自觉”。

但与良好愿景相比，欧洲的“防务自觉”在具体落实层面一直阻力重重。首先，欧盟各国对于安全保障的根本基础存在认知分歧。二战以来，欧洲人在防务问题的认知上就一直有着“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争，而且后者往往占据上风。不仅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视北约为欧洲安全根本保障，甚至德国作为欧洲“主心骨”之一也将北约看得比欧洲自身防务规划更重要，即使极具独立自主战略理念的法国，面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政治正确”氛围也不得不调低批评北约的调门。欧洲国家心不齐，则无论武器研发采购还是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等就都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其次，欧盟“谋自强”与“谋和平”之间矛盾突出。从根本目标上看，欧盟防务自主所追求的无非是将安全握在手中，进而为自身发展创造较好的周边环境。但欧盟为此所做的诸多努力却在事实上加剧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比如布雷顿计划力推的“欧洲防务投资计划”，实际上是通过加强自身采购和生产能力，以便尽早实现“向乌克兰运送100万发炮弹”的目标，事实上是朝着推动俄乌冲突持续的方向迈进。在中东、非洲等地区，欧洲方面应对冲突乃至处理同各当事方关系的做法也经常与和平相悖，比如迄今欧盟各国对于巴以冲突仍保持“坚定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的姿态。在此趋势下，欧盟面对周边安全容易陷入越管越乱的泥潭，在短期危机火烧眉毛的情形下也不得不进一步增加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与情报能力依赖，进而又使自身防务建设在资源投入和政治意愿方面受到掣肘。

第三，财源紧张仍是欧盟防务自主最大的硬约束。纵观战后欧洲发展进程，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并未因传统军事安全挑战而在军事上投入过大，而是使公共财政更多集中于社会民生与经济领域。但欧债危机后，欧盟各国财政亏空问题充分暴露，不得不更注意量入为出。而近年来欧盟接连遭遇难民、疫情、乌克兰等内外部危机，财政资源在一笔笔“救火支出”下不断被稀释。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既要竭力重新回归“财政纪律”的正常轨道，又需保持公共财政投入只增不减，不久前德国宪法法院叫停政府将疫情特别基金用于绿色项目，就显示了相关欧洲国家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状态。欧洲多国近年来均提出增加军费开支的计划，但在财政能力束缚下只能对武装力量进行一些“打补丁”式投资，无法真正全面整合和建设独立防务所依托的工业体系。

综合看来，欧洲不断表现出来的“防务自觉”是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防务自主也是欧洲有识之士一以贯之的愿景和努力方向，只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之下依然道阻且长。（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