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医院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边区实际的卫生与防疫措施，进行了一场边区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文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和《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文献档案，大致反映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卫生与防疫事务的治理理念、治理思路、治理方法。

对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视

边区政府在1937年9月成立。边区政府民政厅在1942年1月的《民政厅为颁布各级政府组织条例的呈请》中对“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四级政权治理结构中均安排设置负责卫生工作机构，在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民政科，在陕甘宁边区各县政府设置第一科，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设置区长与区助理员，在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设置卫生保育委员会。

针对防疫工作需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边区总防疫委员会机构。边区政府总防疫委员会由十一位执行委员组成，其中五位为常务委员，在五位常委委员中设一位主任常务委员，掌“综理日常事务，召开并主持常执委会，秘书协助主任常务委员处理日常工作”。总防疫委员会具体设置总务股、防疫统计股、环境卫生股、宣传教育股、医务治疗股等五个业务部门。各行政分区及各县由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分组各区县防疫委员会。

边区政府对卫生干部培养极为重视，定期组织培训学习加强卫生干部专业技术本领，更好服务边区人民卫生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选送卫生学员学习的通令》认为“查边区卫生事业落后，大量培养卫生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为提高边区卫生工作主要一环”。《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对保育工作培训提出“抽调文化程度较高者男女六十人，给以短期之训练……毕业后派到各县开办短期训练班，务期于本年内，边区每一个乡均有一位以上脱离生产的保育员，负该乡保育及接生工作之责。”《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建设计划方案》中要求“西北医专应负责训练能在边区长期服务的医生（包括兽医）及助产人员，计划三年内培养初级医生240名，助产人员护士等40名。通过中西医药研究会训练中医，各县保健药社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培养中医司药。”

此外，边区政府根据卫生与防疫工作需要，陆续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定组织简章》《发展牲畜暂行办法》《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等法规。

组织应对各类传染病疫情

针对常态化的传染病防治，边区政府通常以防疫清洁大扫除运动作为重要治理手段。1942年，边区防疫委员会为推进卫生工作起见，特规定自八月十五日起至月底上，发动本市各界举行防疫清洁大扫除运动。

对突发传染病的防治，边区政府注重防治的时效性和迅速扑灭疫情防止事态扩大。1941年，甘泉县政府呈称：“该县第一区发生急性流行瘟疫，人畜死亡甚多，情形十分严重。关于人的方面，儿童的死亡数，尤其厉害。有一个小学，死了十多名学生，以致学校都无法上课。病象是：浑身浮肿，喉痛等。关于牲畜的方面，牛羊猪都有，牛瘟特甚，症象也是发肿，口吐白沫等。人民大感恐慌，请速派医防治，以维民命”等情。边区政府对该县发生流行瘟疫事极为关切。令民政厅急速派医生携带药品，前往救治。要求县府方面尽力设法请当地国医及驻军卫生所医疗，防止扩大传染。

对于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边区政府极为重视。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五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中，边区政府明确要求，对于重大传染病防治必须成立专门机构来统一领导处置应对。“防疫委员会的建立及其组织，因本年三月边区邻近地区(河曲、绥远、宁夏等地)发生鼠疫，边区政府因恐疫病传入边区，特令景范于四月中召集延安党政军各卫生行政负责人及防疫技术人员，商讨防疫对策，当即决定，由党政军各卫生行政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在政府直接领导下成立本会，并拨专款三十万元，作为本年防疫经费。”在应对处置重大传染病危机时保证政令畅通与严密的组织体系是边区政府治理重大传染病的重要方法与经验。

注重基层卫生力量建设

边区政府面对一个基本不存在现代化卫生习惯和卫生意识的边区百万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的进行卫生科普运动。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边区旧社会遗给我们的产业、愚昧和贫穷而外，最使我们苦恼的是不讲卫生。人畜同室，头、脸、身体、衣服，经年不洗……梅毒普遍，各山沟中出柳拐子，流行感冒，猩红热、斑疹、脑脊髓膜炎、天花、白喉，一年中不知夺去多少生命。老百姓除跳巫拜佛外，从不知道卫生医药为何事。”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提出：“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的开展卫生运动。”认为“卫生运动的开展和医药工作的加强，有赖于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与首长负责，因此，干部思想的打通就是这一工作的决定关键。大会要求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各级的干部和边区各阶层的人士……切实纠正过去一切不重视卫生医药工作，不愿做卫生医药工作，对卫生医药工作必要的人力物力不予解决的错误态度。无论何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亲自动手，参加或帮助卫生医药工作的进行。今后各分区各县、区、乡村的卫生医药工作，是否普遍，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将与生产工作同样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

加强基层卫生力量建设，破解边区基层因疾病死亡率高的难题。1944年7月的《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人民卫生工作也开始引起注意，反巫神斗争开始抬头，卫生机关和医务人员开始走向群众，中西医开始合作，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毕光斗等委员领导的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劳动英雄张清益领导的助产训练班，定边卜掌村的模范中医崔岳舜，清凉山卫生所的模范西医阮雪华与白浪，这些将是边区文化大进步的起点。”

陕甘宁边区的卫生与防疫体系建设实践，获得了局部政权的卫生健康治理经验，这些治理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卫生健康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宝贵的思想、组织、制度、政策、干部等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制度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也对中国式现代化卫生健康观早期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与防疫体系建设是继承延续了在中央苏区与伟大长征中的卫生与防疫思想和实践经验，在陕甘宁边区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形成了适宜于巩固政权、服务军民、防疫治病、救死扶伤、保护妇幼的一系列施政措施的具体体现。也是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提出“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卫生工作方针在延安时期的生动实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卫生与防疫体系建设过程中创新发展了符合陕甘宁边区实际卫生与防疫治理需求的一系列卫生与防疫治理工具和方法，同时不断探索与丰富了符合陕甘宁边区区情的医疗、医药、医保协同治理路径，为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定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积累了早期治理经验。

（作者：张宁，单位：海南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