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酿造，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一。20世纪40年代，随着河南、山西两地的遗址现世，彩陶片陆陆续续出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终于变成落在泛黄纸面上的确切信息。

1982年，晋中考古队在杏花村发掘了小口尖底瓮，这种器皿一度被误认为是用于汲水的工具，实际上却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器具。著名考古学家李仰松教授表示：“可以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的杏花村先民就已掌握了谷物酿酒的技能，毫无疑问杏花村是我国谷物酿酒的发源地之一。”

“汾酒”这一名称具体起源于何时？已知的历史尚未告诉我们答案，但据记载，1400多年前，便有“汾清”这一酒名，此时的汾清酒还是黄酒。

黄酒的历史更加久远。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便开始大量酿制黄酒，行至如今，愈加成熟。随着炼丹技术的进步，我国宋代时期便有了蒸馏设备。宋代《北山酒经》有“唐时汾州产干酿酒”的记载，《酒名记》也有“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之句，这说的便是汾酒。

从一枚枚陶片、甲骨一路追寻到无数写到酒的锦绣诗文，我们仿佛已经可以想见，那时的月光是如何清亮的，又是如何掉落在千门万户的酒杯之中，沉浮不定。此时，汾酒在等待一个繁荣大时机的到来。

据悉，从洪武年间开始，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政府在山西共组织了18次大规模移民，人口来源地集中在今运城盆地及太原盆地等居民最密集的区域，流向30个省2217个县。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移民，经后来的发展证明，无疑是成功的。这一决策为明代带来了繁荣。

移民所到之处，无不垦荒振农，屡获丰收。明代的蒸馏酒技术已经远比元代完善，所用高粱、壳糖与制曲大麦，都是粗粮，物美价廉。不像发酵酿制黄酒，以小麦为曲，糯粳、黍秫为原料，均是五谷精良，为百姓口粮，自然价贵不菲。

曾经流行的黄酒也在人们对更高度烈酒的需求下，被具有明显清香型工艺特征的白酒替代，这个过程领先了其他地区数百年。许多汾酒酒匠被迫迁移，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以及西南许多酒坊，皆为他们谋生所开，酿造工艺就如他们根、魂所在的大槐树，开枝散叶，逐渐落地生根。

汾酒酒匠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有不同特征的多种白酒，为我国最早的白酒版图带来了可贵的多样化基因。

晋商崛起

除了移民，明代中叶，靠应召输送军需换取食盐专卖权，晋商崛起，更是为汾酒技艺的传播添了另一把旺火。

此时，蒸馏白酒已经取代了黄酒在北方甚至中国酒类消费的地位，汾酒作为蒸馏白酒的代表大为风靡，杏花村里飘香的酒坊已多达二三百家。汾酒酒技传播“一轴两面，东传西渐”的局面，也随之铺展开来。“一轴”，便是汾酒酒技以万里茶路为轴，向南行经河南、湖北、湖南等地传播开去。

“两面”，则是指汾酒酒技西路沿走西口、丝绸之路、西南盐路传播到陕甘、川贵、青海、新疆，东路则分别是沿京杭大运河和闯关东路线传播到京津冀、内蒙古、山东和东北。

万里茶路的交易中心在汉口，这里聚集了当时几乎最多的晋商，他们用汾酒工艺在这里酿成了“汉汾酒”。“大有、天成、聚兴益，汾酒、碧绿、五加皮”， 宣统年间武汉三镇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就是当时“汉汾”鼎盛的精确写照。

可以说，晋商的崛起，让汾酒经营发生历史性转折。一是把汾酒向外地贩运，二是把杏花村酿酒师请到各地酿酒，三是垄断烧酒大曲进而控制白酒生产经营。今天，历史较久的白酒产地，往往是当年晋商云集之地。追根溯源，不管后来向着哪种香型、哪种风格发展，最初都曾和汾酒有着渊源。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

汾酒的酿造技艺逐渐走向全国，截至上世纪80年代《商标法》出现之前，还能看到我国在山西以外的各省份也分布着各种“汾酒”。

汾酒文化源远流长，和华夏文明、黄河文明、晋商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同时，在山西的文化积淀中，汾酒的历史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山西的一张亮丽名片。而今，那熏然的春风，依然会吹拂这里的杏花，伴着清香与酒香，沉醉迷人。

文图/醉美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