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 （左训开 摄）

武夷巍巍，建水汤汤。 千年建州，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理学名城。

“建”字之源头与释义

“建，立朝律也。”《说文解字》给的解释是：“从聿，从廴。”从《字源》上“建”的看字形发展：“聿”字的字形，像右手持笔，本义是书写。“建”字中的“聿”跟“律”有关，也就是：“廴”是“廷”之省，就是朝廷；“聿”是“律”之省，就是律令，合在一起就是建立朝廷之律令，即“立朝律”。所以许慎认为建是会意字，本义就是制订朝廷的律令，立法。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说：“凡言建者皆朝廷之事”。

北斗的斗柄所指的方位指“建”。斗柄农历每月所指的方位不同，“建”亦转指月份。在《字源》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师玉梅认为“建”的本义是树立，可以引申为“革故鼎新”的意蕴。

筚路蓝缕的农耕文明

“福建”之“建”，来源于古代的“建州”。如果说，“福州”是福建海洋文明的代表，那么“建州”就是福建内陆农耕文明的典范。远古与现代交织，“山”与“海”相呼应，来自武夷山下的古代先民，沿建溪、南浦溪、富屯溪、松溪而下，将“山”与“海”连为一体，直达太平洋西岸。

“建”是名词，亦是动词。几千年前，越人翻山越岭来到闽北，通过“火耕水耨”，将来自江淮间的先进文明带到八闽大地，与原住民古闽人杂居，历经数百年，在秦汉时期形成具有高度文明的闽越族群。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如疑古派所言，虽是神话，但是透过神话传说，隐约可以窥见古代史实。“彭祖开山”的神话传说，正好验证了来自北方的先进族群在闽北开山辟荒的历史事件。

彭祖是黄帝的后代，姓籛，氏彭，名翦，也称篯铿。清朝道光年间董天公撰写的《武夷山志》记载：“（彭祖）商贤大夫，即所谓老彭，隐居是山，善养生术，寿七百七十岁。子二，曰武，曰夷，同居于此。或曰：山因是得名。”

2015年第4期《武夷文化研究》刊发闽北文化研究学者李子的《“冶城”新解——福建文明的源头之探》一文，认为“商周起闽江之源这片土地就进入了一个文明古国，古闽国以领先于世的冶铸之技享誉华夏，古闽国的都城因此叫冶城，都城址设建瓯一带，是为福建第一城。”

在古代典籍《周礼》中，隐隐绰绰有关于“闽方国”的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学者徐晓望在《闽北文化论述》一书中写道：“古代闽北有发达的土生文化，从商周到秦汉，已经有近2000年的文明史。”

时间来到1978年12月26日，建瓯县小桥公社阳泽大队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西周云纹青铜大铙。这口青铜大铙高76.8厘米，重100.35公斤，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同类器物中较大型厚重的一件，是福建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铙是我国古代重要礼乐器之一，段玉裁在注释《说文解字》指出：“以金铙止鼓”，说明在当时的闽北，已经产生原始的国家形态，从中原传来的祭祀文化已经对古闽人产生影响。

在浦城县管厝乡党溪村牛鼻山，距今约4000至5000年，先人在此生活。牛鼻山遗址出土了小型石锛、柳叶形小箭镞以及钻孔石斧、石环、砺石和鼎、豆、壶、罐等陶器。牛鼻山遗址还发现炭化粳稻种子，经测定，该水稻种子距今4800-5300年。

1994年福建省博物馆曾在小桥镇阳泽黄科山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商代晚期陶器、石锛和青铜牛等十余件文物，历史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朱熹漫步武夷山中，与弟子们讨论武夷山船棺时说道：“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推断武夷君乃远古时期的部落酋长，并驳斥了“船棺之属”系仙人葬处的“诡妄不经，不足考信”的无稽之谈。

以“建”之名立郡县

秦朝时期，立闽中郡，这是福建纳入中央王朝建制的开始，但秦朝中央政府并未派官管理。“但其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如后世羁縻州之类。”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正式承认无诸为闽越王，“闽中郡”的建置不再出现。《史记卷·东越列传》记载：“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东汉建安初年，汉政府以年号为名，划分侯官北乡土地，置“建安县”，驻地今建瓯，是福建历史上最早设置的五个县之一，属会稽郡。但是，历史上并没有关于建安建县的准确时间，根据《三国志》记载：“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贺）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八年也。”据此可知，从建安元年（196）到汉建安八年（203）之间，建安、汉兴、南平等县已经建立。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吴国在闽地设立建安郡（治建安县），辖闽地全境十县：建安（建瓯）、南平（延平）、将乐、建平（建阳）、东平（松溪）、昭武（邵武）、吴兴（浦城）、侯官（福州）、东安（南安、同安）、绥安（建宁、泰宁、云霄、诏安）。

后几经建置增减，至唐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武德四年（621），设州治于建安县（建瓯），辖闽全境。此时的建州，是地方一级建制，建安县相当于省会城市。

贞观元年（627），“州”降为地方二级行政单位，将建州和泉州（现福州，623年设置）隶属于岭南道管辖。唐开元十三年（725），唐朝政府以“州西北福山为名”，改“闽州”（711年改“泉州”为“闽州”，即今福州）为“福州”，“福州”之名自此始。“建州”的出现，比“福州”早了一百多年。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政府以福州、建州各取一字，置“福建经略使”，领闽地五州军政事务（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潮州），始有“福建”之名。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之一的闽国都城反复在福州、建州之间迁徙。闽天福八年（943）二月，闽王王审知之子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改年号为天德。闽天德三年（945），南唐灭闽，建州并入南唐疆域，改建州为永安军，旋改忠义军。

宋开宝八年（975），宋平定南唐政权，恢复建州。福建五州的格局至北宋初期发生变化，福建路地方二级建置增加了三处（邵武军、南剑州、兴化军），建州辖区被析出邵武、南剑等地。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建州属两浙西南路，太平兴国四年（979）设南剑州，太平兴国五年（980），在邵武县设立邵武军，统辖邵武、泰宁、建宁等县，雍熙二年（985），建州改属福建路。此后，北宋后期的建州，南宋以后的建宁府，元代的建宁路，明清时期的建宁府，辖县均有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等县。

端拱元年（988），建州升为建宁军节度，其节度范围依然包含了邵武军、南剑州，这个建置直到清末才撤销。而后，民国初年的建安道，新中国后的建阳地区，又重新统辖了包含邵武、延平等地的区域，“建”字可谓已深植闽北土地，融入闽北血脉。

“建州”一般是唐宋之前的称呼，每个时代辖区均有变化，但主要包括闽江上游南平全境和三明、宁德部分区域。1162年之后，闽北区域的地方政府建制为“建宁府”。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因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赵昚为建王时曾以建州为潜藩之地，登基称帝之后，升“建州”为“建宁府”，是全省第一个设“府”之地，所以被称为“八闽首府”。

宋代，闽北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浦城人，北宋大臣、文学家，“西昆体”诗歌的代表作家杨亿在《武夷新集》中说道：“建安大邦，保界闽粤，绵地八百里，生齿十万室。”根据宋朝初年《太平寰宇记》记载，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建州有90492户，南剑州有56670户，邵武军有47881户，共195043户，占福建总户数的41.6%。根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到北宋末年崇宁年间（1102-1106），闽北的户籍数达403721户，一百多年的时间，人口翻了一倍。古代因生产力落后，实行大家族制，平均一户人有5口，40万户，据估算应该有200万人口的规模。

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记载：“（建宁府）牙签玉轴，产人间未见之书；玉乳金瓯，贡天上至珍之味。”这里农商兼举，商贾兴盛，城区街巷，商铺鳞次栉比，品目琳琅。曾因弹劾权相被关押在建宁府监狱的华岳说：“建安人物风流，市井华丽，红纱翠盖，常无异于花朝灯夕，长篇短句，形容一时之盛。”

元至元十五年（1278），建宁府改为建宁路，属福建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七年（1280），改为建宁路总管府，至正二十二年（1362），置建宁分省。

明洪武元年（1368），恢复建宁府。明清时期，福建有“八闽”之称，“八闽”即“八府”，其中建宁府、邵武府（军）、延平府、汀州府属于“上四府”，福州府、兴化府（军）、泉州府、漳州府属于“下四府”。

明朝时，建宁府辖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寿宁八县，属福建布政使司。清雍正十二年（1734），将寿宁县划归新成立的福宁府。民国二年（1913），废府，并县，建安、瓯宁二县合并为建瓯县，闽北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期。

斗转星移，作为地名的“建州”“建宁府”已经不复存在，但千年建州的历史文化底蕴，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承不息。

（大武夷新闻网记者 邱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