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于竹帛”的书面史料，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过去的最重要素材。然而历史不仅写在书本之中，它还写在大地上、图像中、基因里、音译名号背后。这些书本之外的蛛丝马迹并非仅仅被用于“证经补史”；其存在本身，便为我们突破书本叙事的天然限制，以各种方式为千百年后的我们刺破历史重重迷雾提供了诸多别样的可能性。

10月19日晚下起了雨，但邯郸校区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仍旧座无虚席，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纷纷冒雨赶来。这是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办的“给新生的第一堂通识课”系列讲座的第三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文科资深教授姚大力以“写在书本外的历史”为题，带领同学们在以不同载体呈现的史料中畅游，揭示出书本之外的种种历史证据是如何拥有文字记载所不及的力量，从而帮助研究者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才清华主持本次讲座。这也是第二届“复旦通识月”主题活动之一。

那些书本之外的历史

“站在帕米尔高原的雪线之上，天地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在雪线之下，有湖泊、牛马和生活在狭窄山谷里的农业人群。你会在那里看到好几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讲座开场，姚大力以雪山的不同景色为喻，引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实地勘察。

文献记载时常无法解答我们心中的困惑，需要关注那些大地之上的线索。唐代将领高仙芝曾带领大军翻越兴都库什山。在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高仙芝的军队究竟是以怎样的路线完成这次行军的？新旧《唐书》的记载对此语焉不明。直到考古学家来到当地进行勘察，从实地近观高仙芝当年的行军路线，人类穿越天险的这一辉煌壮举才得以清楚呈现。那些写在大地上的历史，不会被时间所掩盖。

姚大力还谈起在帕米尔高原考察时，遇到过一对希望重走高仙芝统领下各支军队行进路线的夫妇。“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与自己几乎毫无关联的历史人物如此感兴趣，他们回答——因为浪漫。”

姚大力说自己被这个回答所深深震撼：“人类的勇气与智慧，让我们有可能超越在一般情景下约束着我们自身的种种天然极限。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它会天长地久地感染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物种。”

历史不仅写在大地上，也写在图像中。唐代来自中亚的艺术家表演的“胡旋舞”，是在一个“小圆毬子”上纵横旋转，“两足终不离于毬上”。可是史料中的 “毬”字，也有写成“毯”字的。那么胡旋舞究竟是立在“毬子”上，或者立在“毯子”上表演的？敦煌壁画告诉我们，应以后者为是。

当时还有一种“胡腾舞”，以腾跃蹲纵“急如鸟”的舞姿取悦观者。从当日浮雕及墓穴壁画中图像来看，胡腾舞以“腾”为主，展现力量和雄健，舞者多为男性。而胡旋舞展示的则是身体的柔韧和快速转动中的平稳，故大多由女艺人演出。史称安禄山体重三百斤，“腹垂过膝”。他要“腾”和“蹲”都十分困难；这大概是他所以选择表演胡旋舞邀宠于唐宫廷的原因。

记录在基因里的遗传密码，被分子遗传学家用来分析现代人类祖先如何在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在不断分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分布到全球各地。“意大利群体遗传学家Cavalli Sforza在1960年便提出一个了不起的预见。他断言，我们很快就能够做到完全依据现代各民族集体遗传结构之间的差异，来重建人类从远古开始的历次大规模迁徙的图景。幸运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就见证了自己这一预言变成现实。”

此外，姚大力还带领大家回顾了学术界对马匹驯化历史的认识。基因分析在还原这段历史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纠正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把普利泽瓦尔斯基马看作是“最后的野马”的误解。

将历史学与古汉语音韵学、比较历史语言学相结合，我们可以发现，在音译名号背后也埋藏着许多极珍贵的历史线索。姚大力解释了汉语史料中“铁勒”一词的含义：“铁勒的源语词汇terge在原蒙古语中是‘车’的意思，后来成为原蒙古语人群对西部突厥语人群的他指名称。这是基于突厥语人群‘有大车’的集体文化特征。而‘高车’则是对铁勒一名的汉语意译。”从一个简单名号的演变中，我们可以依稀窥见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一角。

“不为‘证经补史’，

而要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历史”

对于这些书本之外的历史，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他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姚大力说，“这些写在书本之外的历史，其意义并不在于用它们可以去验证历史书上的每句话、每个字，而是要用历史学之外相关学科自己的独特方式，去解读和叙述我们民族的故事”。一切书面文献之外的历史证据都有文献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之处，它们提供的是另一种叙事、另一种视野与角度。

姚大力引用王国维提出的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指出，所谓第二重证据，其实可以在一个很大范围的多学科领域内去寻找。“因此，扩大史源也就是扩大史学方法。历史学需要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包括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遗传学、人类学、制度社会学等等，这些旁近学科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切入历史叙事的方法与形式。”

年轻人当有“循名责实”的学术态度

讲座结束后，教室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场师生被姚大力的渊博学识与幽默乐观所感染，在短短一个多小时中领略到历史研究的趣味和魅力。

现场提问环节，一名同学提出“为什么Russia被翻译为俄罗斯”的问题。姚大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俄罗斯一名的汉语译音形式所经历的曲折变迁历程，也对这位同学的求证精神表示赞许。“年轻人应该有这种‘循名责实’的精神，遇到不理解的问题，就一步步去深入挖掘、钻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还有人提问：“史料的缺失是否会对还原历史真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对此，姚大力先是说了一个幽默的比喻：“很多人都觉得做历史研究像是翻垃圾桶。今天我翻出几件支持我的观点的证据，明天你还可以翻出几件支持你观点的证据；我们都只选择对自己有用的材料，而将与自己立场相左的那些加以‘善意忽略’，甚至故意抹煞。”

姚大力表示自己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回忆起自己一位老师所坚持的严谨治学态度：“他每次写元史论文之前，都会把整个一部元史的主要史料重新看一遍。他说重要的不是为了发现更多的能够证实自己想法的素材，而是为搜寻我的观点可能无法解释的那些证据，因此总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把重要史料从头到尾筛查一遍。”

“历史研究的任务，应当是为讨论主题构建一个解释框架。这个框架越是能够容纳或安置不同证据，包括看起来似乎是互相颠覆的证据，这个框架就越完善，它的解释力就越大。对已经缺失的史料，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绝不能刻意地对某一部分不符合于自己认识的材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结束报告时，姚大力指出：写在书本外的历史，还包括被每个人珍藏在心中、将被后人纳入历史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故事的存在，历史才使人们能坚持对于公正的信心。

组 稿｜校融媒体中心

文 字｜刘栩含、赵天润

摄 影｜王祎琴、应建庆

责 编｜章佩林

编 辑｜赵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