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林荣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到北平，入住宣武门外山会邑馆（绍兴会馆）藤花馆。

鲁迅最初居住在“藤花别馆”，5月6日“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据鲁迅日记）。

补树书屋是一个偏僻幽静的独院，传说院内最初长着一株大楝树，因被狂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树书屋”。

鲁迅的补树书屋酝酿着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这棵槐树见证了笔名“鲁迅”的诞生，载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籍，构成了《狂人日记》诞生的地理或生态背景。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生动描写了会馆院子中的环境：“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同时，还描写了金心异（钱玄同）为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一次次来绍兴会馆催促鲁迅写稿的情形。

在鲁迅的记忆中，绍兴会馆这个特殊的空间，是由一棵槐树来定位的，这棵槐树也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据周作人回忆，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钱玄同隔三岔五来找鲁迅聊天的时候正是盛夏8月，他们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正是在槐树下进行的。从此，这棵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在常人看来不太吉利的槐树便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并被读者牢牢记住了。

公元1917年鲁迅和钱玄同在槐树下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使人想起了公元208年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笔者将鲁迅和钱玄同的对话称作“槐树对”，其结果便是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上的《狂人日记》。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友人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创作《狂人日记》的因由：“……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矣。”《狂人日记》是鲁迅长久沉默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交织着愤怒不满和希望祈求，被学界公认为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1917年4月，周作人自家乡北上京城谋职，也住进了补树书屋，鲁迅将南面那间房让给了二弟，自己搬到北头一间住。关于这棵槐树和补树书屋，周作人描述甚详：“补树书屋是一个独院，左右全没有邻居……槐树绿阴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的槐树虫，满地乱爬，有点讨厌。”“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补树书屋里的确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给挡住了。”（《知堂回想录·补树书屋的生活》）。

绍兴会馆中的槐树，在画家孙福熙的笔下也出现过，时间是1925年8月。其时，孙福熙从法国留学回国不久，他写了一篇散文《北京乎》，其中写到了绍兴县馆和县馆里的槐树：“在绍兴县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孙福熙是鲁迅的老朋友孙伏园之弟，鲁迅曾约请他为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和译文集《小约翰》画过封面。作为画家，孙福熙非常留意日光穿过槐树枝叶时形成的光影效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鲁迅“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具体化。

绍兴会馆院中的大槐树见证了“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五四”前夜的诞生。不过，这棵著名的槐树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不见了。当年，鲁迅博物馆的干部邀周作人去看补树书屋的现状，“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到”，“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

（作者：薛林荣 中国作协会员，业余从事鲁迅微观研究，致力于从日常视角探讨鲁迅的精神世界。）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