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云南近代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家，他们唯才是用，知人善任，广纳贤才，在培养、引进、运用人才等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钱王”王炽就是这一企业家群体中的杰出代表。

昆明钱王街王炽塑像。耿嘉 摄

【一览其人】

王炽（1836年—1903年），字昌国，号兴斋。他是清末云南金融业的创始人，也是云南商业和金融业的杰出代表，其声名在当时的中国商界可谓首屈一指。王炽创办的“同庆丰”“天顺祥”，遍及全国15个行省的大中型城市，可与西帮三晋票号（山西商人经营票号为西帮票号，山西商人以外者统称为南帮票号。早期票号全为山西商人开设，故称“山西票号”或“西号”“西帮”，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实力最大）匹敌，号称“南帮之雄”，著称于世。王炽富甲天下，晚清重臣李鸿章称其“犹如清廷之国库也”，有“钱王”之誉，曾钦赐“三代一品封典”。王炽“十年而富，二十年而大富，富埒王侯”的传奇人生以及他所缔造的宏伟商业帝国，与其唯才是用、知人善任、广纳贤才密不可分。

惜才如金 求贤若渴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惜才如金、求贤若渴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代“钱王”的王炽，深谙人才在商业竞争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他兴办票号之初，便开始注意招纳人才。其中，招揽李耀廷一事，充分体现了王炽惜才如金、求贤若渴的求才观。

李耀廷，云南昭通人，原为叙府荣茂公的伙友。同治七年（1868年）王炽由昆明收庄赴渝，与荣茂公交涉之时认识了李耀廷。二人一番攀谈之后，王炽认为李耀廷为人老成练达，乃商界中之佼佼者，对其大为赞赏，当下就有心邀他入号。因彼时李耀廷为荣茂公伙友，不便相邀，只好作罢。至光绪六年（1880年），王炽从孔孝纲（王炽天顺祥票号管事）传来的叙府呈报中获知：“荣茂公已收庄，李耀廷托人推荐入号。但荣茂公生意有亏折，李耀廷本人欠天顺祥票号2500两银，欠外款5000余两，李耀廷想要入新号就必须偿还完欠款，之后方能脱离原号。”而这笔欠款金额在当时并非小数目。王炽接报后，当即复函孔孝纲：“欠天顺祥号之款不必追讨，言明由其缓后归还。至于所欠外款可暂由天顺祥负责代认，不出五年还清，如债主允许，嘱耀廷速将首尾事宜及账务结清，即约他进号，并请他速来渝面商。”孔孝纲接信后，遂将信交与李耀廷阅看，李耀廷看后激动地对孔孝纲说：“我与兴翁（王炽）不过一面之交，对我如此厚爱，我将何以图报知遇于万一。”在结清原号事务后，李耀廷随即进入“天顺祥”。李耀廷入号并没有本钱入伙，王炽分其十股人力红股，视其任事成效论功酬分红。李耀廷对此感佩不已，决意不负王炽重托。随后，王炽以任用李耀廷为契机，进行了票号管理制度的改革。规定：“以昆明同庆丰为总号，王炽自任总理，坐镇昆明管理滇号事务，主管全国各埠号务，以渝号为总号与各埠票号联系的纽带，任命李耀廷为渝号管事，坐镇重庆管理渝号事务，协助总号管理各埠事务。”李耀廷到任后，凭借自身丰富的经营策略和娴熟的业务才能，将渝号的各项事务办理得井井有条。同时，李耀廷还亲赴外埠各地，如上海、汉口等深入调查了解各地商业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商业规划，不断加快业务发展壮大，不几年便获利甚巨，终不负王炽的重托。

此后，王炽又在四川、云南各地不拘一格广纳各类人才数百人，齐集号内，分别担当管事、书启、账务、银钱、赶场、押运等不同职事。一时之间，“同庆丰”“天顺祥”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享誉全国商界、金融界。

“同庆丰”成为昆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耿嘉 摄

关爱员工 凝心聚力

“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人才的获得不在朝夕之间，而在于有长久滋养、培育的土壤与环境。

王炽非常注重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他十分关爱体恤员工，不断增强号内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王炽待人以诚，对号内员工生活事无巨细关怀备至。规定：“凡进号任职之人，都发给四季换洗衣服，诸如单衣、夹衣、皮棉衣服。发给水鞋一双，方盒灯笼和油线伞一把。晚上由号内回家时得蜡烛两支。”员工的住房也多由号上以廉价租住。王炽每次到号上办公，一日三餐必与号上员工一起就餐，从不单独另吃。员工们凡有婚丧嫁娶之事，均有优厚的慰问，尤遇丧葬之事，抚恤必至。如，昆明“同庆丰”号管事俞献廷病故，王炽除亲自为其料理丧葬，在分给应得红利外，又送酬劳银6000两。又如，管事席茂之在汉口病故，王炽立即派人将其灵柩和家眷护送回昆明，安葬于归化寺。之后，又将席茂之的账目结算清楚，所存之款和由号中所购买的数院房屋，照原价售给席茂之的儿子席竹农执契管业，还将所余银两悉数交予席竹农收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于王炽对号内员工衣食住行等生活、福利事宜，照顾周到、无微不至，故而号内各级员工皆感恩怀德，尽忠职守、尽心竭力，紧密地团结在王炽周围，同心协力，最终使得“同庆丰”“天顺祥”事业蒸蒸日上，执全国商界、金融界之牛耳。

昆明钱王街修复后的“同庆丰”票号。耿嘉 摄

制度激励 广纳贤才

“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建立人才激励体制机制，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是育才、求才、用才的重要内容。王炽的人才观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同庆丰”业务的不断拓展和各省票号的相继增加，为进一步激励员工，王炽推行了“力股”制和“利润分成”制。规定：“号中伙友无论新老，都未入过银本，全视其任事之大小、学识之深浅和个人的表现情况，酌上人力红利股；伙友已上人力红利股，即无薪工酬劳，按以3年以上之股份红利，加上一厘红利股每月支30两，无利，余则照加；司事进号，根据任事之繁简，学识之深浅和表现情况，酌给薪工。出外者则优给之。俟3年算大账，论功酬劳，酌给下账薪工。”王炽实行的这一量才入人力股、分红利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号内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激发了员工干事积极性，保证了号务高效运行，为王炽缔造宏伟的商业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作者 刘鸿燕（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 罗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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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严云

终审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