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和《秦钟》杂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杨钟健时，谈到杨钟健等人在五四时期创办的《共进》杂志是“短剑胜长枪”，对他们当时的办刊活动和社会影响给予高度评价。

杨钟健是五四时期旅京陕西籍进步学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教育家。杨钟健在北京读书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努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参与创办主编《秦劫痛话》《秦钟》《共进》等进步革命刊物。这些进步刊物从揭露北洋军阀在陕西的黑暗统治，到传播民主进步思想，再到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陕西团体创办和发行的代表性进步革命刊物。

参加“共进社”

杨钟健，字克强，陕西省华县人，1897年6月生于华县龙潭堡，其父杨松轩是近代陕西著名教育家，以兴学育才为事业，创办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民国初期曾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次长、省议会副议长等职。1917年，杨钟健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同年就读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杨钟健正式考入北大本科地质学系。

在北大读书期间，杨钟健学习刻苦，读书用功，热衷各种社团活动，加入的团体也颇多。他受邓中夏影响，主要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组织的活动。此外，他还参加了以在京的陕西学生为主体的“共进社”，他曾回忆道：“我在此团体中，最初只是一普通社员，后来因写文章较多，逐渐成为得力分子之一。”

五四运动前夕，南北军阀在上海召开“和会”，彼时各省多已停战，唯有陕西省境内还在混战打仗。这些军阀部队，除了向陕西人民摊派勒索、要钱要粮外，还兵匪勾结，盗掘古墓，倒卖文物。陕西人民饱受压榨和摧残，痛苦不堪。1919年3月，旅京陕西籍学生团体创办《秦劫痛话》油印本刊物，由杨钟健等编印，是向外界痛陈陕西人民疾苦的刊物。杨钟健曾主编过该刊，但出版若干期后就停刊了。关于创刊缘由及刊物内容，杨钟健说：

在学生时代，我即喜欢就社会生活的实际观察所得，公之于世。一九一九年，因受新思潮影响，又因陕西之军阀所制造之兵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所以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主持下，我曾撰写《秦劫痛话》，以记事方式分段描述在陕各地的民间故事。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运动后，陕西籍旅京学生团体主动适应形势发展，经过整顿，改造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该会宗旨为：本自决的及互助的精神以谋桑梓的幸福及文化的发展。次年初，创办会刊《秦钟》刊物，该刊最初为旬刊，后改为月刊，在办刊精神上，《秦钟》是《秦劫痛话》的继续。《秦钟》的办刊宗旨有三：一是唤起陕人自觉心；二是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是传播陕西社会之状况于国中，俾国人闻而伤之或能起而拯之也。

《秦钟》杂志主要设置有两部分，首先是向陕西介绍新知识，主要是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平民教育、女子解放等，反对封建迷信、文言文、尊孔读经、早婚和缠足等，提倡办实业、修铁路和水利、改良农业等。其次是调查陕西社会状况，揭露军阀在陕西的残酷统治等。杨钟健在《秦钟》第1期即发表随感，猛烈抨击陕西军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养兵养匪，混战打仗，却没钱发展教育、交通和实业，深切同情陕西人民的苦难遭遇。

1921年秋，杨钟健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便当选为执行部主任。这时他与毛泽东还有书信往来。同年，杨钟健还与北大同人发起组织“地质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地质学术团体，他还被公推为临时主席，该会时常在校举行演讲。关于在北大读书期间参加的这些学会和团体，杨钟健说道：“在学生时代我所参加的主要团体活动为共进社、少年中国学会和地质研究会，并均当过主持人。尤以对共进社，我自始至终十分热诚扶助。我以后所结识的朋友，也以此三团体为基础。”

《秦钟》发行后，对于外界了解陕西社会状况起到重要作用，后因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以及陕西军阀当局的分化破坏，该刊出版六期后停刊。这两份刊物部分编辑事务都是杨钟健在课余时间完成。同时，他善于观察和思考，勤于写作，经常向报纸和杂志投稿，《秦劫痛话》《秦钟》和《共进》上有不少他写的文章，如署名“克强”“杨钟健”“健”等散见于各刊。

主编《共进》杂志

杨钟健主编过多期《共进》。1921年10月，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组织成立“共进半月刊社”，出版《共进》（半月刊），该刊宗旨为“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从其宗旨不难看出，《共进》是《秦劫痛话》和《秦钟》办刊精神和实践的延续与升华。同时，《共进》创办不久，即逐渐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成为中共的外围进步刊物。应说明的是，《共进》的不少领导成员都是中共党员。为了适应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刊物宗旨此后又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相比较于《秦劫痛话》和《秦钟》，《共进》则更进步，在办刊时间上也更长，前后存续5年，出版105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存续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的进步刊物之一。

杨钟健积极参与《共进》杂志的创办和运营，直到他在1923年留学去德国后，也仍然关注《共进》的发行和运营情况。为了支持《共进》办刊，他从水路坐船赴德国，一路上将所见所闻，撰写成稿，积极投给《共进》，“在船上无事，除记载沿途见闻外，也作些其他文字，均投登《共进》。”到德国后，他选择赴明兴（慕尼黑旧称）的大学就读。在德国读书期间，他仍给《共进》积极投稿。

1926年9月，军阀张作霖查封了《共进》杂志社，逮捕了社员五六十人，查封理由是，“大共（中国共产党）、小共（共进社），都是一共”。《共进》杂志社被封禁后，杨钟健才不得不停止给《共进》撰稿投稿，对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道，“在明兴的生活相当安定，除自己的研究与上课外，仍常为《共进》做文章。后来《共进》被封，也就不作了。”

1928年杨钟健学成回国后，进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这时他已无心政治，转而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主持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此后，他担任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夕，杨钟健担任西北大学校长，联合进步师生抵制胡宗南的“迁校”令，最终成功护校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钟健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北京自然博物馆等机构任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连任5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杨钟健临终前，委托家人把他珍藏已久的《秦钟》月刊和《共进》半月刊完整版本捐献给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这也是现在这两种杂志影印版的底本。

（作者：任耀博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