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23日，话剧《延水谣》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于“5.2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当天，连续两日在广西大学汇学堂剧场上演。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观众们如潮水般涌入剧场大厅。他们中有来自各地的戏剧人，有青春洋溢的在校学生，有慕名而来的戏剧迷，还有带着小朋友的家长们，三五成群，欢声笑语，纷纷驻足在话剧《延水谣》的巨幅海报前，满怀期待地了解着今晚的演出。八十余年前，在桂林，在延安，在祖国满目疮痍的大地上，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带着干粮和水，紧随革命文艺战士的步伐，通过艺术作品汲取战斗的力量，学习新的思想和政策，为新中国的未来找寻希望与方向……

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广西桂林举行，回顾了抗战以来戏剧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也尖锐地指出当时戏剧界所面临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话剧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就“戏剧运动路线”问题、“如何创造民族歌剧”问题、“改革旧剧”等问题进行座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支，通过了《剧人公约》决议，是一次全国各类型剧种与戏剧人才的大汇合、大检阅，以及戏剧理论的深入探讨，被誉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话剧《延水谣》讲述的同样是抗日战争背景下文艺界的另一大重要历史事件——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的第一个里程碑——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郭沫若曾评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既精辟揭示了人民文艺与生活、与人民、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经典性的深刻阐述；又有鉴于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特殊历史环境的需要，必须采取的合理的权宜之计，为中国文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话剧《延水谣》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群像刻画，将国家历史选择、个人命运选择和文艺道路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多点多面地将中国革命文艺路线的形成轨迹与背后缘由深入浅出地展现出来，为中国社会主义人民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赋予生动注脚。

剧中依托故事情节的发展，对文艺创作问题先后四次展开理论角度的讨论，并通过人物的情感变迁和心灵升华，从实践角度进行多维度补充。不著一字，不喊口号，却道尽了人民文艺为人民的真谛和精髓。其中“沙龙”中关于普及与提高、为人民与为艺术的争论；画家沙茫与放羊老汉关于艺术作品专业性与受众审美性的争论；范铁峰团长和竺之奇关于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争论；以及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总结，究其根本，都是在讨论“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夲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林逸萍由奔赴延安路遇艰辛产生过动摇，到鲁艺波澜壯阔的生活、尤其是深入抗战第一线生活的磨练，令她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文艺战士；竺之奇却经不住战斗生活的考验离开鲁艺；文慧心与范铁锋从交往的摩擦碰撞中，在战斗生活的锻造与洗礼下产生出爱情的火花；鲁艺教员舒朗的精神升华；画家沙芒的审美观念嬗变，都离不开生活土壤的培育，体现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唯物史观的永恒真理。话剧《延水谣》为文艺战士画像，为那个风云激荡、“求解放，救山河”的伟大时代立传，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带去思考和启发，也体现了文艺与时代的重要课题。

毛主席曾说干革命要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要有“两个司令”、“两支队伍”，既要有朱德总司令率领的武装部队，也要有鲁迅总司令率领的文化文艺工作者队伍。作为以抗战中的文艺为背景的话剧作品，《延水谣》中不止一次强调了“笔”与“枪”的转化。无论是由杨三妹的人物经历所引出的“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却不幸全军覆没的苏区剧社；还是在谈到为何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鲁迅艺术学院”时，毛主席所说的“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手中的笔是投向敌人、投向黑暗社会的匕首和刀枪”；以及文慧心与范铁峰那支贯穿全剧、托物言志的，从象征着未经革命洗礼、带有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幻想性的被战场训练压碎的昂贵钢笔，到象征着文学家、艺术家融入人民、融入革命斗争，“以笔为枪”，“给刺刀尖带上文化”的“子弹壳钢笔”，都叫人深深体会到文艺与战斗的紧密结合，感受到独属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下雷霆万钧的诗意。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2周年，话剧《延水谣》作为讲述中国革命文艺方针、政策形成背景和道路选择逻辑缘由的剧目，参加对于纪念抗战文艺有特殊意义的“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并于“5.2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当天连续两日上演，意义重大。

演出期间，观众们被剧中青年慷慨激昂的青春热血深深打动。他们仿佛穿越时空，与剧中人物一同经历人生的起伏与信仰的抉择，对艺术与人民、艺术与时代的永恒主题展开深刻的思索。当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革命歌曲响起，观众们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全民一心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代，共同感受着那份激昂与豪情，共同回忆着那段不朽的历史。

来源：西安话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