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铎的长篇小说《半扎寨》,是一部空间感极强的作品。小说里那座不起眼的寨子,却是茶马古道上极为重要的交通驿点。南来北往的商旅驼队,皆经由此地,去往河南、山西、湖北、陕西的广阔地域。甚至土匪和捻军,也紧盯着这里,时时策划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半扎寨构成了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天然场所,其空间的意义也凸显了出来。
《半扎寨》以半扎寨为中心,人物总在流动,空间始终如一。小说似乎有一个取景器,始终对准着那做荒僻的寨子,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小说所展现的,主人公赵监带着神秘的过往来到此地,而故事中的其他人,随后也陆续抵达。这当然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创业史》中的蛤蟆滩,《白鹿原》里的白鹿村,都是这一类饶有意味的文学空间。区别只是在于,半扎寨里的时间流动并不显著,作者似乎只是贴着人物,撷取了若干年代片段,并未以漫长的时间和连续的代际来积极营造一种小说的“史诗感”。
将小说的取景器牢牢锁定在半扎寨上,其优点固然在于,能够获得一种空间的稳定感。而从小说的写作预设来看,半扎寨从小说空间到现实世界,这种地方性写作之于文学地理的文创开发,或者更深层的,汝州风物的地方宣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过于牢固的空间取景,又稍微有一点“画地为牢”的感觉。在半扎寨的取景器之外,小说的情节线索和叙事节奏略显呆板,据此难以追溯人物的前史。比如,小说里的赵监为什么如此迷恋秦珮,背后的原因其实还可深入挖掘,由此也能牵引出人物的过往。因为在赵监身上,其实深藏着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秘密。小说曾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些线索,可惜并没有深入开掘。倘若小说能在合适的时候做一些叙事的变奏,在半扎寨之外开辟另外的叙事空间,则凭借作者扎实的案头工作,或许就能营造出更深沉的历史悲情与喟叹,而小说的历史感也会更加厚重。
细读《半扎寨》我们发现,小说似乎有意讲述一个经典的好莱坞电影类型。在这一叙事类型中,退休的黑社会大佬,决意不问江湖事,从此过安生日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他隐姓埋名试图开启新的生活时,新的黑恶势力不断骚扰,低调的忍让只换来变本加厉的侵害,最后让他忍无可忍,直至快意恩仇。其实不仅是好莱坞,传统戏曲里也有类似的故事,比如京剧《打渔杀家》就讲述了曾经的梁山好汉阮小七和女儿一道反抗恶势力的故事。《半扎寨》的故事与此多少有几分类似。小说里的赵监,参加过太平天国,甚至贵为天王洪秀全的军师。在天国崩溃之后,为逃避官府的追捕,他曾东躲西藏,直到小说开篇,他在偏僻的半扎寨隐姓埋名,试图重新生活。然而土匪和捻军的不断骚扰,终究让他不得安生。但令人失望的是,面对新的恶势力,小说的主人公却缺乏快意恩仇的能力,最后的结局也当然完全不同。
小说之所以跳开了经典叙事类型,是因为这里的人物其实是有原型的。从赵监到半扎寨,小说包含着为地方文化名人立传,对地方性文化资源深度开发的维度。在此,作者广泛收集了流传于当地的诸多传说,这便是赵监的人物形象的由来。为了服务于一种文化宣传,小说囊括了大量的地方风物与景观,以及文化传说。看得出来,正是人物原型的存在,限制了小说的文学想象力。
在董新铎这里,赵监虽然没能如读者所期待的,成长为一位除暴安良的英雄,但从虚构的小说文本来看,作品却意外地成就了一种“反英雄”的叙事改造。小说里的赵监,显然不是孔武有力的绿林豪杰,他更接近于文弱的知识者阶层。他“有钱”“有颜”“有才”,但才华仅限于谈吐和技艺,比如书法和茶道,当然还有算卦。会算卦不稀奇,俗语有云,“秀才学阴阳,只要一晚上”。除了会做生意,赵监有谋略上其实并没有太多过人之处。他代表捻军去收编山中土匪时并不成功,后来对付捻军时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总的来看,他的城府似乎并不太深,作为被朝廷缉拿的要犯,他在行事上过于高调,甚至有些炫耀才华,一不留神就被人发现了诸多疑点,实在不像是当过军师的大人物。不过好在,小说主要强调的是他的情与义。情的方面指的是他与秦珮之间“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而关于义,则旨在表明他为报答知遇之恩,不惜牺牲自我的崇高品质,这与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关公形象颇有几分关联。在赵监这里,读者最期待的除暴安良与快意恩仇的能力其实并不突出,不过我们不用过分沮丧,这反而体现出小说反类型叙事的独特之处。
在论及《半扎寨》形式上的突出之处时,我们不得不关注它的章节回目。是的,小说采用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标题形式。或许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作者并没采取“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传统说书人体例。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以及“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传统叙事结构,在小说里也并不清晰。对于《半扎寨》来说,传统性的第二个层面在于,小说借赵监之口,穿插了极为丰富的俗语和民谚。对于小说来说,赵监之所以能出口成章,在谈吐上具有极大的个人魅力,很大程度上便在于他熟练地掌握了传统或是民间的大量说辞,这使其堪称民间智慧的集大成者。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半扎寨》来说,传统的最大意义在于小说所体现的价值伦理。如读者所看到的,小说中的土匪和捻军,并没有遵循“盗亦有道”的侠义原则。相反,他们被充分地“土匪化”了,而捻军也是十足的反面角色。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打渔杀家》的两种不同结局,在人们熟悉的快意恩仇之外,这部经典戏曲还有一个主人公深陷困局无奈自杀的窝囊结尾。这种或浪漫或悲情的不同结局,深切反映出不同时代对于不同故事的选择。最后再回到《半扎寨》里的赵监,这个一事无成的悲剧英雄,作者显然无意将其命运浪漫化。小说最后,赵监的命运不禁令人唏嘘感慨,但这个更加知识分子化的,无力的,甚至令人略感憋屈的悲剧英雄,或许更加符合我们今天的价值伦理。
(作者:徐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监 审:赵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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