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从地缘政治，到科技竞争，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都呈现出剧烈的波动性。
中国经济将往何处去，成为最近几年大家关心的核心话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全球的媒体和研究机构提供了连篇累牍的海量报道，但作为一家以出版财经类图书见长的出版机构，中信出版要向你强烈推荐一位作者——郑永年。
郑永年
解读中国的问题，必须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中国，到最后就成了评判中国。”郑永年说。
从事学术研究近40年，郑永年一直尝试用中国经验、中国理论来观察和阐释中国，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针对有关中国经济话题中被讨论得最为热烈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已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的郑永年今年特地推出了新书——《中等技术陷阱》。
《中等技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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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提醒我们注意，大多数类似“中等收入陷阱”“某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研究，一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导向，二是采用简约的制度要素来解释发展和不发展。
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失真的，不仅很难对现实作出解释，用来洞悉未来就更是错漏百出。
近几年，郑永年及其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为发达经济体。
通过对欧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发达经济体以及拉美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他们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类的读物，阿信愿将《中等技术陷阱》列入你的2024必读书单。
一来这会与我们的工作、投资以及生活直接相关，二来在充斥着对中国宏观经济讨论的信息世界里，这本书能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垃圾信息，减少不必要的焦虑。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现代乌托邦”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定义，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这五个特征中，除了第一个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其余四个特征可以说是普遍性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努力争取实现的。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从政策层面来加以定义的，但这绝对不是重构一个现代“乌托邦”。实际上，所有这些价值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
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对中国实践和实践所追求目标的政策表述。
然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还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首先，现代化始于近代的西方。自近代到今天，如果把西方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定义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那么总人口在10亿左右，而今天中国的人口是14亿左右。
其次，就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四个特征的表述而言，中国并不满足于迄今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
光就人口规模来说，人们就足以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度了，而要避免发达国家各方面并不协调的现代化、实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则更加困难。
0-10的技术创新
中国目前的水平是4-7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被视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甚至“中国创造”一度成为众所周知的词语。
从绝对值来看，中国制造业在2021 年的增加值全球占比高达 29.79%，接近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五国的总和（30.82%）。然而，与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体现为大而不强。
根据中国工程院 2019 年、2020 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强度仍然处于第三阵列，甚至面临被第一、二阵列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掣肘于中低端的风险。
除此之外，在关键技术上也受制于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在 50% 以上，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为 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为90% 左右，高档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 100%。
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目前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 0 到1 的技术创造；
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 1-10 的刻度内也处于 4-7 的位置，缺少 8-10 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
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急剧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而今天的中国面临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
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从一个贫穷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和社会（人）层面的，但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现代化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引发的其他方面的变化。
科技变化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科技变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也就是说，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科技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经济指标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和一些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水平。
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300美元发展到今天的约13000美元（截至2023年），但与发达经济体的50000~60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
就中等收入群体来说，虽然我们的这一群体数量已经达到了4亿，绝对规模很大，但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一般为60%~70%，至少是50%以上。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者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不再存在。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反映在其对华政策上，美国伙同其盟友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脱钩”。
虽然在欧盟考虑到其企业的利益而使用“去风险”的概念之后，美国也使用了“去风险”这一概念，但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其最终目标都是统一的，即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维持其绝对霸权地位。
同时，美国也在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比较而言，中国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外部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该如何实现？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的，但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抑或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是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
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科技变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的确有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
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但除了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那么，科技进步层面，一个国家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更有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条件称为科技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体组织，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把“科学人口”的数量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
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行政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虽然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须有足够的金融投入，解决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薪资待遇、福利和保障等问题，即“软基建”问题同样重要。
第二，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
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
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我们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
第三，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
但如果我们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获得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
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
也就是说，国家负责基础研究，市场负责应用技术，而金融负责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
缺失任何一个条件，不仅会使技术创新很难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持续的进步，更会使得技术创新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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