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自古属于中国，早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广东人杨孚写了一本《异物志》已有记载。
杨孚，字孝元，东汉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市海珠区)人。他学识渊博，为官清正，公元77年被任命为议郎，成为汉章帝身边参与议政的近臣。《异物志》一书，就是他在洛阳完成的。
当时，朝廷在岭南设有交趾部，常派刺史前去考察民情。对这些人来说，岭南就像一块神秘的蛮荒之地，风俗奇特，物产丰富，还有不少舶来的珍宝。
杨孚是岭南人，熟知岭南风土人情，著有《异物志》，详细介绍岭南的物产、风俗等。比如，他写甘蔗“围数寸，长丈余……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让朝廷官员通过书中描述了解岭南。
史学家认为，《异物志》是南海郡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专著，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中，关于南海的记载，在今天更为人们所熟知
杨孚《异物志》最早记载南海：
“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东汉人杨孚不知道，当年他在《异物志》(又名《南裔异物志》)中的一条记载，让1900多年后的中国人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有史为证！
所谓南海仲裁案，本身就是一场闹剧，因为中国人至少在汉代就已发现了南海诸岛。杨孚在《异物志》中描述的“涨海”，
人们根据潮汐涨落而命名的“涨海”，成了中国人对南海的最早称呼。
“崎头”泛指南海岛礁，“磁石”则指暗礁、暗滩等，它们容易使来往船只搁浅，如被磁石吸住一般。
东汉之后，关于“涨海”的记载层出不穷。三国时期，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涨海”这一称呼一直延用到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则多称南海，如初唐诗人沈佺期被流放到越南时，写了一首《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其中就有“身投南海西”的诗句。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了南海诸岛
中国发现南海诸岛的历史已有1900余年，比越南声称的其发现西沙群岛的15世纪至少早1400余年，比菲律宾声称的其发现南沙群岛的1947年早1900余年。
有据可查的是，最晚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中国官员就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南海诸岛，并起名为“涨海崎头”。如东汉的临海太守杨孚写了一本书《异物志》，书中提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意思是南海岛礁水浅并且礁滩多，船舶航行到这里像被磁石吸住一样，难以脱身。三国时期吴国的交州中郎将康泰奉孙权之命出使扶南(柬埔寨)，路过南海诸岛，看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的景象，记载在《扶南传》中，成为世界上最早对南海诸岛珊瑚岛礁及其成因进行解说的文献。
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及生产实践的增多，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也由“涨海崎头”这一泛称逐渐演变为对东、西、中、南沙群岛的专有命名，并记录在历代文献中。如将西沙群岛称作“象石”、“九乳螺州”、“七洲”，将东沙群岛称作“珊瑚洲”，将中沙群岛称作“石塘”、将南沙群岛称作“万里石塘”等。
宋代开始，各种文献比较明确而集中地称南海诸岛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仅宋元明清四代以此命名南海诸岛的书籍就达上百种。这里的“长沙”，其地理环境以沙岛为主，多指今天的西沙群岛；“石塘”又作“石堂”，其地理环境以环礁为主，多指今天的南沙群岛，两者放在一起明确指南海诸岛。
最晚到清初年间，中国海南岛渔民就在指导他们到西南沙群岛捕鱼的《更路簿》中，为南沙73个岛礁、西沙33个岛礁命名。如西沙的巴峙(永兴岛)、南沙群岛的黄山马峙(太平岛)等。这些名称被外国官方以音译、意译等方式采用。如将巴峙(永兴岛)音译为“PAXO”、将南乙岛(即鸿庥岛)译为“Namyit”(南伊岛)、将石塘(西沙群岛)意译为“Paracel”(帕拉塞尔)等。明清时代的地图还对南海四群岛的具体名称、方位进行了标绘。（文/聂巨平）